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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种是活咬，一种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脱身脱困；后者却使人百口莫辩。例如谢聪敏说
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谈吴国帧后，一边用吸尘器吸地，一边表示同意做“台湾本部”五委员之
一的。事实上，确有谈吴国帧并吸地的事实，但在这种事实后面来番移花接木，就使我无从
“印证”起了。谢聪敏咬人，咬得这么逼真、这么细腻，情治人员当然乐得相信他而不相信
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
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
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
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
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
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
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
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
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
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
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
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
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
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
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
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
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
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
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
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
往。一九八五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
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
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
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谢聪敏写《君子
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谢聪敏文中有这
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
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
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
敖，也有相当的根据。一九七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
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
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
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
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定暗中联络。一九七一年；日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
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
‘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
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
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
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
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况，洵可知矣！
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
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
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
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
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
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
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
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
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
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
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
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
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
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
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
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
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
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
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
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
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
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
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
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
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
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
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
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
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
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
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
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
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
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
（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
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
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