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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
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
忍不住在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
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
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
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
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未、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
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
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
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
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
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
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
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
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
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
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
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
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
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
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
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
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穹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
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
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二十年后的王位先知本人呢？）十年来的进境又在
哪卫？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么？易卜生（Ibsen）一八八二年写《人民公敌》
（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
年后脚步跟卜先知的时候，光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
超出的，又在哪里？
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
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
－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
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
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
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
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
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
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嘛！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
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
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
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
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
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
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
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
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
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
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许介鳞认为由李
敖出面检举，收信人可挟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为之失笑，我说你用我口气写
来，我签名好了。他欣然照办。
至于彭明敏，就复杂得多，他从回台湾后，在应付李敖上面，可谓盘盘皆错，并且一误
再误。更不幸的，是他又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个爆破点。事情是这样的：远流出版公司老板
王荣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台湾》等书给我，其中收有“原载于《中国时报》一九九二
年十月十四日”的一篇。“卜大中专访”－《为毕生理想再尽心力》一文，是专访彭明敏
的。
该书第三十五页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对省籍纠纷有何看法？
彭：我认为情形已经不严重了，以后会更加和缓。我早年提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
当中，就主张台湾人与外省人一体合作，共建台湾。但是我被拘禁之后，政府对军公教各方
面说明的时候，故意隐去这一段，反而诬称我提倡杀尽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间的感情。
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也有
外省籍好友，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台湾不能分成本省外省两个族群互
斗，那只会带来灾难，应该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党比例代表中有某种比例的大陆籍国会
代表，但比例必须合理，产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为之一震。因为“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日”的《中国时报》原文，并不如
此。原文在“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
生等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之间，明明有九个
字，被彭明敏暗中删掉了，这九个字是：
包括反对台独的李敖。
明明《中国时报》当天的原文有这九字真言，却在《彭明敏看台湾》一书中给删掉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看法有二：
第一、他是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人物，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可以共患难，不可以
共安乐）的人，在“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来以后，李敖的利用价值已近于零，所以对李
敖要敬而远之；第二、由于李敖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反对台独，而他们当年又诬陷李敖是台
独，使李敖家破人散、冤狱缠身、饱受刑求、坐牢多年，他们对李敖的定位、跟李敖的关系
变得十分复杂，造成他们内疚和不便，因此但愿渐行渐远，力谋“脱身”，以策安全。不
过，李敖待朋友虽然宽厚，却非易与之辈，你对他过分不起，他极为难缠。而彭明敏、魏廷
朝、谢聪敏三位，“脱身”之道，随其智愚，各有不同。李敖拜他们三位之赐，坐了大牢，
出狱以后，谢聪敏、魏廷朝至今尚能与李敖马马虎虎相处不被反目，而彭明敏却独独不能，
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彭明敏的一误再误使然耳！
一九九五年六月间，谢聪敏感觉到我将揭发我和彭明敏的往事，亟思挽救，乃一而再、
再而三的电话约我，要我务必参加七月五日他订下的一个饭局。饭局是彭明敏、魏廷朝、他
和我等人的聚会，可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吃‘最后的晚餐’
啦！”我心里觉得：耶稣直到吃“最后的晚餐”时，才被出卖他的人伤了心，但台湾人却比
犹太人更巧于此道：彭明敏和魏廷朝、谢聪敏早在最后的晚餐前，就把李敖送上台独十字架
了。最妙的是，在被钉上十字架后，他们却又网开一面，说此人并非那稣。所以，直到今
天，我还弄不清我的身份是耶稣而死，还是耶稣身边的两名强盗之一而死。悲哉！
彭明敏一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秘密写信给我，大骂他的学生蔡同荣说：“蔡此人实
际乱来，应予适当教训。”当然，他口中的“教训”不是情报局局长对江南式的，只是口诛
笔伐而已。当谢聪敏感到事情不妙，李敖要把隐忍了三十多年的事写出来“适当教训”的时
候，遂有七月五日彭明敏要同我吃饭之举。可是，一切都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