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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
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
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
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
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
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
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
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
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
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五点五十分
谈到七点半。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
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
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
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
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
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
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
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
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
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
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
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
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
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
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
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
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
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
（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
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
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
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
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
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
“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
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
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
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
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
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
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
影，六月十二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
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
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
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
“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
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
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
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
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一九九八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远见》杂志开列影响
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
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市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
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
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
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
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
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
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
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
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
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
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
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
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
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
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
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
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
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
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
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
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
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
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
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
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
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
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
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
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
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
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