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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
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
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
“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
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
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
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
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
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
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
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
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
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
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
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
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
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
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
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
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
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
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
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
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
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
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
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
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
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
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
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
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
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
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
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
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
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
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
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
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
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
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
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
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
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
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
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
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
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
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
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
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
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
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
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
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
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
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
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
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
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
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
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
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
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
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
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
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
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
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
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
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
“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
‘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
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
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
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
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
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
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
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
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
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