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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中有个高我四班的老同学，叫林石，就是后来的妖僧“林云大师”。林云是我爸
爸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
骗世人。他的高明处是先把密宗学术化、把自己高僧化，以学术高僧为障眼法，自上而下的
雄霸迷信之坛。这种自上而下的搞法，对象不是村夫村妇，而是上层社会的一些无知的教
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这些人喜欢附庸风雅，但却无知得竟以全世界最
下流的秘密佛教为风雅、无知得竟以追随林云这种货色为风雅，这就益发好笑。密宗这种秘
密佛教，本来在佛教真谛上已是妖妄，从佛教经典看，这种世俗的咒术密法，根本就是“畜
生之学”。而林云呢，却连这种“畜生之学”都要加工打造。他把密宗的“畜生之学”中国
化，保留了原始的咒术密法，又加上中国的气、道、风水堪舆之类，最后再附会上他自己的
红绳、铜钱、橘皮之学，遂成一家之妖。他拿这一大套招摇撞骗，于是，风光所至，从演艺
人员到空中小姐，都腕系红绳焉；从海外学人到台湾记者，都床藏铜钱焉；从新年元旦开
始，电视台就播出林云大师朝东西南北各丢橘子皮一片，“为国家祈福”焉。以这样妖妄之
人，做如此幼稚之事，居然还得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们前呼后拥
的膜拜、请教、宣传、赞美，居然还登大雅之堂、入录影之间，公然无耻大谈其下流迷信，
请看这成什么世界！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复兴”、口口声声“提倡精致文化”，原来
结果是如此这般的“怪、力、乱、神”，真是气人！妖僧林云的窜起，有一个最不伦不类的
情况，就是他的造型。自来为妖僧者，既以僧为名，总得多少有一点“仙风道骨”相，用来
骗人，否则脸呈“凶僧恶道”状，就难得售。妖僧林云则不然。他一点也没有“仙风道骨”
相，但也不怎么“凶僧恶道”，他有的，却是“满脸淫狠”相，一眼望去，与他所“弘”的
“法”全不搭调，其中发型尤属此中之尤－哪有僧道之上是那样油头厚发的、我奇怪无聊男
女们跟他观“气”，为什么不看看他的“相”，就凭那他副在相书中上榜的坏人相，就该对
他敬而远之哟！在文章上和媒体上，是我全世界惟一一个对这妖僧痛加拆穿而予挞伐的人，
电视台问到林云，说李敖骂你是妖僧，你做何感想？他但说李敖学问文章我素来佩服、他父
亲且是我老师云云，不及其他。其滑头与风度，有如是者，亦一绝也。
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老师，则首推教我
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
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
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做严峻，自己英文虽然瓜瓜，教起别人却欠
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
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
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
（那时我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版
《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It AIl Started With Eve和Th Decline
and Fall of Practically Everybody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
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采、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
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
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
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
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
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
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
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
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
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
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 liberty
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
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
士林长衫，其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
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
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
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
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
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
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二点：一、上帝瞎眼，奈
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
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
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
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吉、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
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
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
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
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欠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
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
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
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
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
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
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活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
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
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
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
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
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
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一～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
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照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
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脱·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
《苦儿努力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
《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rine，有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
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一九四七年在北
平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
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
十一日，我在台北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一九八八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
说：“四十年来，在北平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
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
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
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
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