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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多项。现在又搞经济计划，提出了1200多项，我看是多了。我正在想办法往下砍，事情不能齐头并进，要打歼灭战。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有三条：一是洋框框，苏修撕毁协定，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贪大、贪全、贪洋、贪尖。这是因为没有经验，人民受了一些损失。以后几年，就一年比一年好。六二年比六一年好，六三年比六二年好，六四年比六三年好。今年不错。第三是天灾，这我们没办法。头两条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听到毛泽东对祖国的经济建设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李宗仁禁不住说：“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又纯又不纯。你说我纯吧，有时还有点火。”李宗仁知道，毛泽东所说的发火，是指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而言，于是，他说：“对修正主义要反到底，应该发火。”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李宗仁（2）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有些民主人士，在反帝方面问题不大，但在反修方面决心不大，民主党派很少发表一篇反修文章。听说你声明的原稿，提到了反修问题，为什么又去掉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带头讲讲嘛，我赞成你。我们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彻底地反。”
随后，李宗仁转换了个话题说：“我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克拉伯经常接触，我曾经
向他说，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怎么能接受呢？如果有一个国家同你们的夏威夷也签订这样的条约，你们美国能接受吗？克拉伯不能回答我。我说，如果台湾当局要废除这个条约你们怎么办？难道你们能派兵去打台湾吗？克拉伯说，不能打。打，一定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的。我说，台湾不是个碟子、花瓶，你又拿不去，你们还不如撤走。”
毛泽东说：“关键是在台湾啊。”
见到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接着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李宗仁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毛泽东边吃饭，边与章士钊和郭沫若谈起了诗文，并兴趣盎然地吟颂两首诗分送给郭、章两人：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析，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有卢家有莫愁。”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李宗仁感到，毛泽东吟的这两首诗与其说是送给郭沫若、章士钊的，不如说是送给他自己的，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情感，与诗的意境非常相似。
宴会结束了。下午三时许，毛泽东与李宗仁第一次会面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李宗仁（1）
然而，天不随人愿，李宗仁欢乐的新生活仅1年多，不幸之神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夫人郭德洁女士因癌症于196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60岁。此时李宗仁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了，夫人的逝世，使他伤怀不己。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如暴风骤雨般地降临了。李宗仁开始担心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正当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所幸的是在这场
运动中，他被周恩来安排送到三0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宗仁，目睹波澜壮阔的场面，并没有激动起来。一方面，他很高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给予他的礼遇；另一方面又为这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忧虑着。此时的毛泽东很高兴很活跃，他和林彪热情地检阅着红卫兵队伍，兴高采烈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
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尹冰彦先生。尹冰彦做了如下记录：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4月，由于李宗仁心情抑郁，生活上缺乏很好的照料，其身体每况愈下，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大便大量出血，经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战胜了死神，手术相当成功，但不久又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一支气管丧失功能，终日离不开氧气瓶。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尹冰彦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了却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有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但是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来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着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他提到的那些书画均是齐白石、徐悲鸿等与其六往时送的上等精品，甚至还有不少是他多年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珍品。他在美期间，儿子李志圣曾要求留几幅给自己，李宗仁未答应。李宗仁归国后曾向人说起过事。他说：“这些东西我把它看作国家的珍贵文物，带回国总算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留在美国，最后必然为外国所有，况且这些画又都有我的名字，怎能使它流落国外呢？为了这件小事，志圣很不谅解，他连封信都不给我寄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李宗仁（2）
李宗仁提到的那几瓶酒也颇不寻常，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的白兰地和英国的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这几瓶酒从外国代表团送给李宗仁的，跟随其南征北战，飘洋过海，始终与主人“形影不离”，足见其珍贵程度。李宗仁回国后曾多次向人提起，说这种酒可以入药。他特意留着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但酒还未送，人已不起。此时仍念念不忘此事，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几瓶酒本身，它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老人对我
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厚感情与谢意，也寄托着这位弥留的老人对新中国的希望。
李宗仁在弥留之际，由别人代笔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