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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民党军也不断失利。邓宝珊对起义问题感到迫在眉睫，但他仍不愿单独行动，准备力争与傅作义共进退。
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35军军部和两个师被围歼，军长郭景云自杀。24
日，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第11兵团一个军、七个师被歼，兵团司令孙兰峰在逃，去向不明。华北战局的急速发展使傅作义陷入了困境。傅感到局势已不可收拾，不得不更多的考虑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对傅作义也开展了积极、细致的工作，其中包括通过他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随时掌握其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促使他走向起义的工作。
在已经开始的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秘密和平谈判中，由于双方在如何实现和平解放的问题上距离较大，尚未达成协议。傅作义由于一些思想顾虑尚未解决，起义决心也未最后下定。在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他时而唉声叹气，时而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正在他找不到出路之时，马占山一句话提醒了他：“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当时马占山在北平治病，但他受北平人民呼吁和平解放北平运动的影响，力促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傅、马均认为，邓宝珊虽说一直缺乏军事实力，但他的政治眼光在国民党北方将领中是少有的。
傅作义立电邓宝珊来北平。时邓宝珊已令228师回驻包头，自己带随员数名往住归绥，好与董其武商议军务。傅作义继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到归绥接邓。在安排228师暂归董其武指挥后，邓宝珊于12月28日飞往北平。
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均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 “追云”号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的傅作义先说了一句：“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傅、邓作了彻夜长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目前国共的战争，徐（州）、蚌（埠）是主战场，但是国民党军方面主帅非人，中枢摇控，取胜非易，华北是支战场，四面受敌，除非出现奇迹，势难支持下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傅作义选定走“和局”这条路的思想更明朗了。但傅思想中还有个怕被一些人视为“降将”的问题，象一头小蛇啃噬着他的心头。邓宝珊体察到此，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才演变成国民党今天这个可悲局面，你、我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啊！”邓宝珊一番肺腑之言，打消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傅、邓等经过反复商议，进一步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下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解放北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变的应变措施。在此期间，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崔月犁等人秘密接了头。他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女儿曾在延安学习。我见过毛润之、朱玉阶先生，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1949年元旦刚过，平津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派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前往谈判，以达成协议。谁能当此重任，傅和他周围的重要人士均认为“非邓莫属”，理由是邓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考虑到以上两个条件，解放军方面不会难为他。傅还认为，邓宝珊处事沉稳，大开大合，既不墨守陈规，又不失之法度，而且能言善辩，谈判一定能尽快取得结果。
1月13日上午，北平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
11日至13日几天中，傅、邓有过几次深入谈话，邓帮助傅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崔月犁的回忆说明了这一情况：当他第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时，邓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他还写道：“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一见面就喜笑颜开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4日至16日，邓宝珊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由于15日下午3时天津已获解放，谈判内容完全集中在北平问题的解决上了。
在会谈中，双方就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邮政、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整理归纳出了条款十余条。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但仍有部分分歧。邓宝珊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定夺。毛泽东当晚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
尊重邓先生意（2）
这样就产生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实施办法。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出通电：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免遭战火洗礼，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回“娘家”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乘飞机前往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待傅、邓住定后，毛泽东等亲自前来看望。毛泽东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周恩来则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
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
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周恩来还关切地问傅、邓的家庭情况，知道他们的家属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表示很高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次会见傅、邓，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商谈绥远和平解放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时机起义。并提出了不用军队作战，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俟条件成熟后起义。
回到北平后，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去会见罗荣桓，商谈绥远问题解决办法。第四野战军南下后，绥远问题的商谈改由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李井泉、贺龙与傅作义的代表商谈。3月下旬，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毛泽东又一次在香山会见了傅作义、邓宝珊。
董其武是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后，曾于1月22日飞来北平与傅作义面商。3月底以后，在绥远方面与人民解放军双方努力下，首先实现了停火，交通、贸易、通邮和电讯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蒋介石看到董其武起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停止了经费供给，并通过在绥远的坚决反共分子极力破坏起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由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一行，以促成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最后实现。
8月28日，傅、邓乘—辆铁甲火车头到达绥远。他们到归绥后，受到董其武、刘万春及绥远军政人员的欢迎。在归绥期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广泛接触军政人员和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做坚定起义思想的工作。归绥官兵看到傅、邓起义后安然无恙，反动分子宣传的反共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傅作义和邓宝珊积极开展工作，支持董其武排除干扰，使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1949年9月19日，傅作义召开干部会议，发出起义通电，绥远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晚上，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乘车返回北平。21日上午他们到达北平西直门车站时，受到了聂荣臻、薄一波的热情迎接。
邓宝珊上将小传
邓宝珊（1894—1968），名瑜，字宝珊，1894年11月20日生。甘肃天水人。爱国将领、国民党军陆军上将。1909年从军到新疆，第二年加人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1918年响应护法，参与创立“靖国军”。1924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升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及直隶帮办。他积极聘用共产党员训练干部，邓小平就曾在他的聘用下在那儿工作过，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友好往来。1926年响应北伐，任国民军驻陕副总司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依然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后因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任反蒋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兵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陆军新军第1军军长等职。西安事变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善后。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21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曾多次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协同抗日。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是年底至次年初，代表傅作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1949年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傅作义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