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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居高临下，滔滔河水，一泻千里。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泛区顿成泽国。
黄河花园口决堤，使日本侵略军辎彼一时弹药损失甚大，日军第14师团的一个支队，当时已进至新郑附近，并一度将平汉路的郑汉之间的交通截断，由于黄河洪水，被斩断了后路，全部被消灭。共计掳获400余骑，十五生的榴弹炮4门和步、骑兵若干名。
黄河的掘堤，使日军沿陇海线两侧西进计划，完全被粉碎，不得不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移，配合海军，溯长江西犯。从而延缓了武汉失守的时间。黄河决堤后，程潜于6月12日指挥第69军、第39军、第97军、第40军等6个军的兵力，对日军予以反击，相继收复豫北、豫东、鲁西等地。豫东战线趋于稳定。
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三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园，受灾人口达480万之多，受灾面积达15000平方公里，近90万人葬身洪流（又说40余万），390多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当时的惨况目不忍睹：滔滔黄水，滚滚而来，老百姓来及逃避，有的被洪水立刻卷走，有的扒上导屋顶，有的爬上树梢。一时间，啕哭呼救之声不绝于耳。起伏的波浪裹卷着木料、家俱、衣物和大小尸体不断翻涌，中间还可以断续听到撕肝裂胆的啼哭声。。。。。。。其负面影响还远不止于此，黄河掘堤，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沿岸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为早日实现和平，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当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上清寺桂园。程潜非常希望有机会和毛泽东畅谈一番，一天晚上，程潜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老乡，两人谈至深夜方
握手告别。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
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此时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对他的劝告，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六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并最终击败了孙科。
只要起义，既往不咎
由于程潜在竞选问题上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将程潜调出南京，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回到了故乡，内心无限惆怅。不仅如此，程潜还面临着一系列尖锐棘手的问题：蒋介石与桂系矛盾素深，此次竞选程潜在关键时刻助李败孙，故而蒋介石对他不太放心，安插了一批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程潜与桂系亦有很深的矛盾，1928年李宗仁曾武力扣押过程潜。所以在夹缝中的程潜，左右为难，两头受气。
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对程潜的这种内心矛盾，早已看在眼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地下党决定策反程潜。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和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受中共湖南省工委之托，肩负起劝说程潜起义的重任。
1948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分崩离析，内部各派系纷纷自找出路。12月31日，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的帮助推动下，程潜通过其族弟程星龄，向中共湖南省工委表示了愿意投奔光明的意向。
次年一月，湖南省议会发出“和谈”通电，参加了“五省和平运动”。同时为了“应变”起见，程潜指示族弟程星龄抓紧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程星龄微笑着告诉程潜，自己就是受中共湖南地下党之托来做工作的。程潜一听大喜。但程潜在湖南搞和平运动之时，总是心存疑虑。原因是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公布了一个43名国民党党、政、军战犯名单，他也列在其中。程潜对此耿耿于怀，曾说：“其所谓战犯如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此事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专门找到与程潜交往很深、当时正在西柏坡的南京和平访问团成员章士钊，让他想法转告中共和毛泽东对程老先生走和平之路的期望，并表示只要程老前辈能与共产党合作，不仅既往不咎，还将受到礼遇。
1949年3月，趁程潜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章士钊专门从上海到南京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程潜这才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考虑部署起义，并设法调他的学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由武汉来长沙执掌兵权。
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
1949年 7月 5日深夜12时，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暑气灼人，微弱的江风不仅没有产生一丝凉意，反倒像是从蒸笼中透出的蒸气，吹到脸上，炙皮烫肉。这时，武汉民生轮船公司码头，一名身着便装的商人男子登上一艘小火轮，朝长江上游驶去。这名男子是汉口大公电池厂经理陈大寰，此行是为了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将一封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所写的信，秘密交到国民党长江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手中。
陈大寰是中共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灏的表弟，其父陈云涯在北伐时期任第6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老部下。这次李明灏奉周恩来之命南下参与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到武汉后，李明灏和陈大寰密谈了好几次，李认为陈人品正直，可以担任秘密联络工作。
7月 3日下午，陈大寰接受了去长沙送信的任务。他当晚回到家中，取出一节甲号旧电池，揭去包装，露出锌皮，然后将信笺折好卷在锌筒之上，再覆以薄油纸防潮，最后贴上商标包装，一节藏有密信的“大公牌”电池就制作完成了。
第二天上午，船到达新堤，陈大寰改乘小划子，船行约20公里，只见尚沿江南岸密布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经过3天的强渡，他安全渡过了沿江第一道封锁线。
但到了8日傍晚，一艘停泊在江心的国民党兵舰，突然鸣枪示警，叫所有船只到兵舰旁接受检查。等陈大寰的船只靠近兵舰时，有个国民党士兵边伸手边说：“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陈大寰不露声色的回答说：“这个电筒的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他边说边从提包内拿出一支新电筒给他。士兵占了个小便宜，便放松了盘查，陈大寰顺利地通过了水上第二道封锁线。
当船终于抵达目的地岳阳东门时，已是深夜。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马上登船检查。陈大寰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便预先在提包内取出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果然不出所料，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立即转身检查别人去了。这样，陈大寰终于通过了水上第三道封锁线。
陈大寰 7月 9日上午抵达长沙后，走访了长沙的一些亲友，得知他中学同学兼同乡潘培学此时正任程潜的机要秘书，陈大寰立即到潘培学家拜访。
7月11日上午，潘培学来接陈大寰去见程潜。陈大寰将密信从电池中取出，双手呈上：“这是毛泽东主席给您的密信。”程潜反复看了数遍。随后，他紧握住陈大寰的手，连声说：“陈先生，你辛苦了，谢谢你。”他接着说：“如果这封信再晚来几天的话，我很可能被蒋介石、白崇禧劫持到广州去了。如今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今后不仅我个人的处境不用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
程潜以自己丰富的阅历，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起义决心十分坚定。于1949年8月1日以他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揭露蒋、桂反动派的罪恶，呼吁和平。
8月3日，程潜又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程潜这番考虑，道出了湖南长沙和平起义的特殊性，即不经正式代表团谈判即起义投向人民，而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提出设立临时机构的设想，则完全是从积极促成起义早日实现的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主席雄才大略，接到电文便明白了程、陈的意图及难处，于8月5日与朱德总司令一起复电程潜：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国民党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施行”。
在此之前的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两将军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及第一兵团等军政要员30余人联名签署起义通电，宣布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
历史终于在湖南翻开了新的一页，8月5日，盼望和平的人们将古城长沙装扮一新，红绿标语贴满墙壁，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画像高挂街头。大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庆祝长沙和平解放，免于战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长沙和平解放。不经正式代表团和谈判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