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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爱国志士。他从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直到惨遭杀害，数十年如一日，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毛泽东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文章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延安各界集会纪念。周恩来在集会上讲话，赞扬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1983年，全国政协召开了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90周年大会，再次高度赞扬杨虎城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将领，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邓颖超主席特别转达叶剑英的话说：“杨虎城将军终生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伟大业绩永垂史册！”
杨虎城将军小传
杨虎城（１８９３－１９４９），爱国将领。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1908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１９１２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先后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和第3路司令。1922年拒绝直系军阀收编，被迫率部由武功退入陕北。
１９２４年，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北京政变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先后率部击败镇嵩军和陕西督办吴新田部。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聘共产党员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1926年；与国民军第2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以不足1万兵力抗击7万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1师师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率部攻击冯军。同年10月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主张抗日。次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由此为蒋所忌恨。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 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在此以后的12年中杨虎城一直被监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1949年9月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四川重庆戴公祠。
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决非等闲之辈
“颂公搞了几十年，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
――毛泽东点评程潜
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上。这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确立了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
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一开始，由19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就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当时，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出版与宣传问题案》的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以此身份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首次全会。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程潜，是以国民党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此次大会的。凭他的直觉感到，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决非等闲之辈。此次大会上的中共代表中有许多湘籍人士，除毛泽东外，还有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等，因而这次大会是程潜与共产党合作的开端，也是与毛泽东相识的起点。
“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程潜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他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林伯渠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辖第17、18、19师，共9个团两个营。程潜继续忠实地执行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坦诚地同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以实际行动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他不准国民党右派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有一次，国民党右派要求交出第6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他声色俱厉地拒绝说：“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当时，第6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等杂牌军组成的。为改编这支部队，他与林伯渠密切配合，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了第6军的骨干。由此，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这支杂牌军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
1938年2月，日军调集四个精锐师团，企图直下新乡平原，再转攻曲沃、临汾。程潜沉着指挥守军应战，重创敌军。2月上旬，鲁南重镇临沂告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庞炳勋军团（实际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坚守。终因兵力单薄，频频告急。李宗仁急向第一战区求援。程潜遂令离庞部最近驻守滕县的张自忠第59军前往支援。但张自忠与庞炳勋有过节，张自忠曾表示说任何战场我均可以死相拚，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
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曾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一击，出其不意地袭击张自忠部，张自忠几乎遭遇不测。所以，张自忠认为庞不仁不义，并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日军主力南撤，庞部在临沂被日军包围，而国民党军除张自忠的59军之外，又无兵可调。当张自忠接到支援的命令时，感到十分为难。
程潜得知，便谆谆开导他：“你与庞炳勋的宿怨，纯系私仇。目前民族危亡，我们应抛弃前嫌，共报国仇。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即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辞，何必计较个人恩怨？我与李宗仁将军也有个人私怨，他于1928年将我无理扣押，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们不也在一起共同指挥抗日吗？”他的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张自忠疑虑皆消。张自忠激动说：“我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及时赴援！”随后率部急行军出发，于3月10日黄昏后赶到临沂城外。张、庞两军内外夹攻，经过浴血奋战，大败日军，使庞部免遭全军覆没之祸。从此，庞、张二人成为莫逆之交。这一战，日军死伤3000多人，张、庞两部亦伤亡3000余人。3月下旬，日军再攻临沂。张自忠部再次倾力支援，迫使日军撤退，取得第二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这一战，使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十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从而使冒险深人到台儿庄的矾谷师团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形成我围攻台儿庄之敌的良机，为五战区李宗仁部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首功。
“以水代兵”，毁誉参半
1938年5月初，日军调集13个师、30多万重兵分六路向徐州包围，企图将中国守军主力歼灭于徐州。为了保存有生力量，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武汉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程潜奉令率薛岳兵团和胡宗南兵团组织了兰封战役。经猛烈反攻，夺回兰封，使陇海线恢复通车，将被困的40多列火车安全撤回郑州。蒋介石为避免在豫东平原与日军决战，即令程部向平汉路以西山地转移，整顿待命。不久，日军再攻豫东，程潜对第141师下令：“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6月3日至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把县、太康、开封、中牟，郑州告
急。为解郑州之危，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程潜在蒋介石的频频电催下，令所辖第39军新8师用炸药在花园口炸开黄河河堤。
黄河居高临下，滔滔河水，一泻千里。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