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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5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82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40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
1949年8月25日,马步芳在兰州战役失败后飞逃重庆,因“擅离职守”,受到国民党“撤职议处”。1950年,马步芳以3000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转去沙特阿拉伯。1957年获得台湾驻沙特“大使”一职。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
27岁当上了“东北王”
“寇深祸急,原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点评张学良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当张作霖回奉乘坐的专车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9时30分毙命。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
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将长发剃光,身着灰色士兵服装,搭乘兵车驰返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当上了“东北王”。
张学良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路线,励精图治,致力于开发东北,做了一些有益于祖国统一和使东北富强的事情。他毅然实行东北易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张学良在决定东北易帜时,内受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轻易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之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之招降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日本首相田中曾三次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和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干涉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了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
张学良义正词严地申明:“我是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他曾告林氏不要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却恶狠狠地说:“即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日本政府竟然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不断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六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他易帜与统一的决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东北的野心。
设计除掉杨宇霆与常荫槐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老派的张作相、新派将领中的杨宇霆等都反对换旗。他们害怕换旗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
张学良对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
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元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攻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但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茅盾越积越深。原来,杨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张作霖在时,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其所处地位之特殊,也就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凡事他说了算。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1929年1月10日下午,在张学良的帅府客厅,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杨、常说: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这件事涉及到外交,应该慎重考虑大东北的局势刚安定下来,不要因此又引起外交上的纠纷。杨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组成了反蒋联盟阵线。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双方参战兵力达百万人之多,战况空前惨烈,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难以计数的损失。实质上,这是新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而展开的一场大战。
张学良看到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怕参与战争而让日军趁机而入。因此,在战争初期,他严守中立,极力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汪
精卫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他们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沈阳与他会晤,想尽一切办法将张学良拉向自己一边。
为此,张学良召集东北重要的文官武将商讨。他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说: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接着他分析了北方军事联盟,认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同时他还认为,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待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之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倒向蒋介石一边,进兵关内,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呼吁交战双方罢兵求和。但该电文在立场上言辞模糊,没有指明张学良打算如何调停。电文一发,轰动了全世界,在中国政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9月19日,张学良突然命令10万东北军开赴天津、河北。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但与前三次决然不同,这次是打着“和平旗号”而来的,人们这才真正明白张学良调停的手段。反蒋同盟接到东北军进关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宣布辞去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主席职务;新政府的官员,包括汪精卫的扩大会议派代表都纷纷从北平撤到太原。在天津、北平任职的所有山西官员,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使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这场为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终于结束了,蒋介石由此攫取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权。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等抵达南京,在首都南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