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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南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因刘邓部队久攻羊山集不下，为确保已取得的战略主动权，致电刘、邓等人“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这与刘、邓原来主张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挺进的设想，非常矛盾。
但接到中央密电后，刘、邓二话没说，立即按毛泽东的战略要求改变部署，取消部队的休整，提前于8月7日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一贯用兵谨慎的刘伯承事后承认：“我军南下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这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的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这一战略全局。”
白崇禧掐指算来，国军在鲁西南战役中虽遭刘、邓重创，但刘、邓自身伤亡也比较严重；在苦战的28天中，也损失了1万3千人，而且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弱。
白崇禧看着挂在墙上的大别山区的地形图，不禁暗暗得意。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山脉重叠绵亘，茨蔓杂生，崇岭深谷，人烟稀少。与陕北、山东相比，不适合刘、邓擅长的运动战。大别山内山路崎岖，刘、邓部队的大炮、辎重都要靠人背肩扛，非常不利于运动；因此在进入大别山不久，刘、邓就命令部队丢掉大炮等重武器。而大别山外的国军却可以利用交通便利的特点，调集兵力并积极寻机与共军主力决战。
白崇禧让作战处长找出了前一段时间的作战标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觉刘、邓部队在前不久的9月间，曾三次企图围歼自己的58师、85师的意图，后来都因运动速度缓慢，没有形成合围。只是在一个月前，在张家店和高山铺打了两仗，国军部分被歼，这说明刘、邓所擅长的运动作战，在大别山区受到明显的遏制。
白崇禧决定不在给刘、邓部队更多的战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总体战”，依靠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大别山周围对国民党有利的交通条件，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消灭刘、邓。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1）
对付已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白崇禧最经常说的一段话就是：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
这句话后来传到了延安的毛泽东耳朵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后的文章中还引用过这举话。
白崇禧确实对清剿共产党军队既有经验，也有股狠劲。1932年，对广西右江红军发动“围剿”，强迫驱逐西山周围的群众，不许带一粒粮一根火柴上山，企图饿死、困死红军。更收买叛徒韦昂，暗杀了红军领导人韦拔群。
红军长征的湘江之战，白崇禧指挥桂系军队，夹击红军，战士们的鲜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毛泽东原来设想，刘、邓大军大别山区落脚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过去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都先后在大别山建立过根据地，
可在延安毛泽东却想象不到，此刻的刘、邓面临着多大的困难。
无论天时还是地利，似乎都不在刘、邓这一边。
大别山位于淮河以南，地理上属于南方。刘、邓部队除上层指挥员外，中下层指战员基本都是北方人，对大别山的自然环境很不适应。当时战士就说“米越吃越大，路越走越小”。吃惯了小米，改吃大米，加上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粮食自给不足，穷苦人家自己都吃不上饭，部队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国民党军粘的又紧，双方几乎天天有接触，战士们常常是一天要走上百里，还要饿着肚子打仗。当时不但部队缺粮，就是刘、邓首长和野司机关也是经常断粮。
大别山区水田居多，到处是田塍小路，北方战士很不习惯，车、炮全仍掉了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加之南方多雨，北方带去的布鞋经不住水泡，穿不几天就烂透了，战士穿不惯草鞋，脚上经常磨得流脓淌血，又需连续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另外，南方地区蚊子多，毒蛇多，部队没有蚊帐，不少人被蛇咬伤或患上疟疾，又没有药治，为此病死的不在个别。由于不服水土，腹泻、疥疮也是对指战员的一大肉体折磨。
就连共产党过去依仗的“人和”——发动群众，似乎在大别山区也收效不大。
刘、邓所部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别说老百姓支前抬担架，就连找个向导都非常困难。
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共产党军队转移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当地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再起，国民党在此实行了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并建有各级民团组织。
另外，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大别山附近长期驻扎，经营20多年，上到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媳妇都是当地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发动群众的策略很难奏效。
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更是一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武装，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且熟悉我军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更难对付，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深受其苦，掉队的伤员和留下来的伤员往往被其以残酷的手段加以杀害，部队行军还要带着伤员，自然影响机动速度。
白崇禧的计策果然毒辣，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民团找不到刘、邓大军的主力，就找伤病员，一旦发现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害，以此来打击解放军的士气。弹药奇缺，过去靠打胜仗来补充兵员和武器的方法不灵光了，国民党军猬缩在一起，解放军吃不掉。粮食补给也发生了困难，战士中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
1947年12月，刘、邓部队被迫进行分兵，留下的3个纵队6个旅在邓小平、李先念指挥下采取以旅为单位的分散活动方式，与白崇禧在大别山周围兜圈子，过起了紧张的游击生活。刘伯承则率一部北渡淮河，向国民党围攻圈外实施再展开，创建新根据地，调动敌人。
后来据战史资料披露，刘邓大军先后进入大别山的兵力在14万人以上，而到1947年11月底，已降为9。1万人，除去转为军区武装的两万余人，部队已减员3万，其中被俘8000人。等到了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时，全部野战军只剩下56654人，加上留下的地方部队和工作人员1万多人，部队此时已降为不足7万人。
比较解放战争的全局：从1947年7月开始战略反攻到1948年6月的半年内，解放军野战部队总数由103万增加到149万，增长了45％以上；而刘、邓野战军却由反攻前的27万降为不足15万。
几组数字的比照，一方面说明刘、邓大军为全局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刘、邓指挥全军靠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觉性，以及不避艰险、无私无畏的精神，终于走出困境。
另一方面也说明，白崇禧在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基础上，还是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8年1月26日，刘、邓根据大别山敌人兵力强大，大别山斗争格局短期内无法改变，而让3个主力纵队困守于此与国民党转山头、打游击、拼消耗的做法于战局发展无多大意义的实际，向中央建议转出大别山。中央军委很快同意了刘邓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的建议，2月7日复电刘、邓，指示他们撤到淮河以北。
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2）
1948年2月，邓小平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部转出大别山，欢迎人群见到的出山部队“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而作为全军统帅的邓小平，也是“衣着陈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
刘、邓最终突出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延安也失而复得。国民党尽管取得了战役和战术
上的局部胜利，但在战略全局上，却棋输一招。
白崇禧耻与刘峙为伍
1948年10月底，东北廖耀湘兵团已被解放军消灭，辽沈战役的胜败已定，蒋介石不顾反对，又匆匆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非要“再试最后一次”不可。
白崇禧在汉口华中“剿总”总司令部里，一筹莫展。
设在汉口三元里华中“剿总”总部，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建筑，有一小门通到白崇禧的私
邸，这里以前曾是日军华中统帅的公馆。表面上看，白崇禧能指挥的部队，有黄维、宋希濂、张轸、张淦4个主力兵团，可实际上只有张淦兵团的第7军、第46军和第48军才是桂系的基本力量。
白崇禧一向反对在徐州与解放军决战，曾规劝过蒋介石。解放军刚取得郑州、济南战役的胜利，士气正旺，必欲将国民党军所剩精华一鼓成擒。他认为，必须将兵力撤回部署在蚌埠一带，利用交通线短捷，调动补给灵便，以内线作战姿态击破共军，全力守住长江，才能避免国民党彻底失败的命运。
无奈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
蒋介石为了把白崇禧的华中部队调防到徐州，曾打算让白崇禧任华东剿匪总司令，可又怕桂系力量由此坐大，将原本属于华中总部范围内的苏、皖单独划出，另成立华东剿匪总部，由心腹将领刘峙指挥作战。
阵前移帅，素为兵家所忌。况且刘峙的为人，也深为白崇禧所不齿。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愚蠢贪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城，刘峙捏造情况，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叶挺当时就气愤地说：“刘峙这样做，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
抗战时期，刘峙就被人讥为“长腿将军”。“七·七事变”后，刘峙身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平汉路沿线。不久，日军沿平汉路大举进犯，刘峙未遇强敌，不战而退，从防地保定一路南逃，遭日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