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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他反对罗马政权的时候，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
①
当归给上帝。”圣保罗则进一步指出了服从义务的神学根据。他说：“在上
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
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抗拒必自取刑罚。”②
这样，日耳曼人的皈依基督教，也就在信奉上帝的同时，接受了服从世俗政
权的观念，从观念上开始了在世俗政权下面的正常生活。
基督教教义为中世纪的世俗政权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日耳曼人
① 《马太福音》第22 章第21 节。
② 《罗马书》第13 章第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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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欧洲，只是为了掠夺财富，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有的是暴力，却
没有适合现实的政治思想，不知如何统治由具有不同的习俗、种族和利益的
人们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基督教教义则为中世纪的政治提供了基本价值原
则：善良与邪恶、公正与不公正等，说明了政府和领袖的责任是镇压邪恶并
鼓励人们行善。正是在这意义上，教会是中世纪的精神权威。
基督教的依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寺院制度，在无政府的动荡时代为日
耳曼人开辟新的生活方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示范。公元544年前后，本尼狄
克的第一批信徒创立了一所寺院。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本尼狄克寺院制度
逐步通行于欧洲。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寺院不仅对儿童、妇女、无依无靠的
难民和穷困、饥饿的人们提供了救济，而且，寺院本身的经济活动——农业
和简单工业，也具有重要的社会示范作用。西方的寺院制度虽然是从东方输
入的，但在修行的内容与实践方面却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区别，
在于东方的僧人主要是依靠信徒的捐款生活，而西方的出家人是依靠自己的
劳动生活。本尼狄克制度强调懒惰是罪恶之母，坚持信徒的劳动的责任和自
食其力的尊严性。它的规程有这样的规定：“真正僧侣，应以他们的手的劳
①
动来生活，像使徒和神圣教父所做的那样。”这样，每一所本尼狄克寺院基
本上都是一所管理良好的模范农庄。在战乱的年代，寺院制度把罗马的农业、
畜牧、果树栽培的方法保留了下来，并教给了没有定居习惯、只会简陋耕作
的日耳曼人，这就使好战而厌恶劳动的日耳曼人渐渐培养起了劳动的习惯。
爱尔兰圣徒的《传记》，生动地记载了三个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的故事：
为了找寻离世绝俗的生活，深入森林，开垦荒地，播种土地，当移民流入后，
他们又去寻找新的修行之所，进行新的垦殖。
在无政府的年代，基督教教会承担起了政府的政治责任。早在罗马帝国
时期，教会就已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组织。在帝国崩溃后混乱的无政府的年代，
教会是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唯一完整的组织。庞大的教皇世袭领所赋予教皇
的世俗权力，以及基督教的宗旨使教会很自然的承担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
责任。教会的宗教权力同时也具有了政府的政治责任。例如在意大利，维修
罗马的公共建筑，移民到荒地，给穷人发放粮食救济，以及给军队发饷这类
事务，都由教皇的官吏安排；甚至抵御蛮族的入侵，与侵略者谈判等，也都
由教皇负责。
毫无疑问，寺院不是社会之外的世外桃园，教会本身也并不是一个人道
主义组织，它也有着世俗、贪婪、丑恶的一面。早在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就
通过接受赠款与接受遗产制度等方式积聚了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并且获得了
免除赋税和劳役的特权。正是这大量的土地和金钱赋予了主教、教会、罗马
教廷以世俗的权力。在教会所属的农场里，常常有几百甚至几千的农奴或奴
隶在一个管事的指挥下劳作。他们之中除了种田人和牧人之外，还有铁匠、
石匠等手艺人。农场的收益用于教会的慈善事业，农场的产品也在市场上出
售，参与经济竞争。当小农的经营破了产，被迫向教会典出他的土地的时候，
主教也会和贵族一样取消他的赎回权。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一世完全按照罗马
皇帝管庄园的办法管理教皇世袭领。他提倡的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农奴制，
对于奴隶制来说，也没有做出有益的改善。教会的严厉的土地管理政策甚至
使不少教会农奴逃亡到世俗土地上去以求保护。而且，教会组织本身就是封
①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 年9 月第1 版第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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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化的，森严的教阶毫无平等精神，教士、主教的贪婪和教会在精神上的专
制更是中世纪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
（2）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与法律传统
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法律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为中世纪的政治文明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
像任何古代的社会组织一样，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也是以血缘亲族关系
为纽带的。他们聚族而居，组成邻里公社（马尔克）。土地由公社成员共有，
并按照各个家庭的人口和土质经常重新分配耕地。未分配的牧场、森林、荒
地、水流等仍为公社成员共有。这种古代的社会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
就逐渐被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了。
为了适应经常性的战争，日耳曼各部族还有一种“亲兵队”的组织。它
由许多忠于部族首领的武士组成，是以荣誉、信诚、勇敢以及互相尊重为基
础的军事兄弟会。这些武士勇武好战，不事生产，以战争为终身职业。塔西
佗的 《日耳曼尼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亲兵队”中，作为一个酋长的
战友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战友们都争取酋长的最大的赏识，酋长也争取
最大数目的、最勇敢的追随者。被一大群出类拔萃的青年卫护着不但是一种
光荣，也是一种力量。在战争中，首领如果让任何战友在勇敢方面超过自己，
或战友如在战绩方面落后于首领，都是可耻的。如首领战死于疆场之上，而
战友们活着回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将受诟终身。卫护首领，用勇猛的
战斗来增加首领的名誉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同时，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
①
得到荣誉。这种由亲兵对首领的忠诚，首领给予亲兵以荣誉的关系所维系的
人身关系，构成了未来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耳曼人的法律是习惯法，源于日耳曼各部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
习俗和惯例。它与罗马法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法律与国王的关系方面。
罗马法学家认为，法律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说，虽然皇帝的合法权
②
力来自人民，但在皇帝被授予权力之后，“他所喜爱的都具有法律效力”。
日耳曼人的法律传统则包含着这样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即法律是属于民众或
人民的，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属性或者一种共同的财富。成文的法律并
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是被发现，被找到，以人民的名义制订，
由首领或国王宣布的。法律无所不在，控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具有
约束包括臣民和领袖之间关系的力量。法律高于任何人的权力。没有任何人
可以绝对专制。
（3）罗马法律传统
一位学者认为：由权利和义务构成的契约关系，“综合了所有的封建关
①
系”。而这种权利与义务构成的契约关系，就是罗马法律传统对于欧洲中世
纪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普遍的契约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
立的利益，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以及尊重别人同样权利的义务。
契约就是两个人各自进行利益比较，在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后而达成的，双方
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自愿协议。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人们独立的利益，
① 塔西佗： 《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译本第13—14 节。
②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 年4 月第1 版，第253 页。
①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63 年1 月第1 版，第346/3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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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利益的明确意识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明确权利，是形成普遍契约关系的
社会条件。罗马社会已有相当发达的私有制经济和商品交换关系，罗马法律
对简单商品生产的所有重要方面均给予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正是在这意义
②
上，萨拜因认为，对于欧洲的封建制度，“罗马贡献了财产关系”。
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中并不存在契约关系。在那里，个人是集体的一部
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