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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自私，大想过舒服日子。但是我们丝毫未想到政治上不诚实或者双重人格的可
能性。照我的看法，他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年初开始我就设法办理离婚手续。罗尔夫留下一封信，它可以减轻办理当中
的麻烦。我多次去律师事务所和行政机关，才看到一线成功的希望。可当假结婚的
可能性眼看着成为现实的时候，吉姆开始犹豫了，他说他必须向我坦自承认，他在
去西班牙之前，曾经在英国答应和一个姑娘结婚，恰好在这时，他去了西班牙。现
在提到结婚，他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看样子我只得选择和伦结婚。伦比我年轻好几
岁，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否则通过谁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我不喜欢吉姆的解释。要么是结婚的谎言（后来我听说那姑娘怀孕了）促使他
去了西班牙，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要么这条理由是他编出来躲避形式婚姻的，而
这种形式婚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中央希望的。
伦同意假结婚。我向他保证，他完全可以信赖我，只要他需要，我可以办理离
婚。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他说没有我的进一步解释，他也理解这
种纸面上结婚的意义。
35年以后，当我们手挽手在施普雷河畔进行春天的散步时，为了写这本书，我
们设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曾经问伦：
“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喜欢我的？”
“小说里总是说，爱是第一眼的事情。在维维伊平价商店前我们第一次秘密接
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十分惊讶地说：“我至今也未料到，你从那时候就已经……”
他回答说：“我也是长时间都未觉察。”这一段故事引得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就在吉姆和伦住在蒙特吕斯并逐步学会了操纵莫尔斯发报机的时候，我才深入
了解了伦。当时像今天一样，我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幸福的人，我常常出去漫步。
吉姆身体懒散，他总是留在房前的草地上，但伦愿意跟着我去漫步。在1939年初秋
进行的这些散步过程中，他开始较多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孤儿，父亲在战
争中牺牲了，从未见过儿子。母亲想放弃这男孩，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有偿地接受了
这孩子。母亲还来看过他几次，并对刚刚六岁的孩子说：“假期我再来。”男孩计
算着日期，当假期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铁路工人家的房子前面，火车就
从这里经过。他能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每天早晨他都产生一种新的信念，母亲今
天一定会来的。但是她没有来。这个假期未来，下一个假期也未来。她根本不再来，
并停止了付钱。这男孩觉得自己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抛弃了。
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段伤感的故事，我讲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他再未
见过面的这位母亲的行为方式，对伦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
影响。过分敏感和性格内向，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己被一切人抛弃
了。
从14岁开始他便参加劳动，最初是干农活，后来在采石场干活，当卡车司机，
最后成了汽车修理工人。
在英吉利海峡杰兹岛上的采石场工作着一个从前的海员，他曾经驾驶帆船周游
过世界，他的原籍是爱尔兰，姓莫利埃蒂，70岁，宽肩膀，2米高。他曾经在美国海
港城市西雅图居住过十几年，这座城市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约相当于
我国的汉堡。莫利埃蒂在那里参加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工业工人协会。伦可
以当他的孙子，他向伦讲述了捕鲸船上海员的起义，海港工人的罢工，讲述了被敌
人谋杀的革命者焦·希尔，讲述了西雅图的游行，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
说的杰克·伦敦，他的作品是伦最喜欢的读物。这位老人的阶级意识，他的革命激
情，他关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和罗曼蒂克的叙述，都对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库克斯的时候，我从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兰时我就多次练习过，在瑞
士时我经常与维尔纳进山区去。我们从1000米的高度直达超过2000米的高度，几乎
到达纳耶的罗歇尔山峰，再从那里风驰电掣一般冲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
伦同样对此也很感兴趣。可跟着我做这样长途滑行，对于他来说是过早的考验。他
那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一次得到一个坏的结果。他从陡峭的山坡上飞驰而下，冲到一
个大冰块上，他受了伤，还折断了雪橇。没有任何人在我们附近。我们在严寒当中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来，而在这里步行是很危险的。在这次滑雪旅游当中我
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伦。
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现在（1974年2月）要从当前的角度补充几句话。
几天之前我把几页稿子又看了一遍，于是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这篇报告里，个人
的东西是否讲得太多了。有谁会对喜欢滑雪，或者我与伦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感兴
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样，我要读两三个钟头的书。这一次读的是《在索
伦特过圣诞节》。玛莉埃塔·沙吉娘描写了列宁与高尔基之间的友谊和争执。我怀
着巨大的兴趣读这本书，因为像许多其他同志一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过高尔
基的重要影响。在我15岁的时候，高尔基的小说就激起过我的热情，使我成了一名
共产党员，两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对理性的召唤巩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
一切纷乱中，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一点我要感谢列宁。
八十多岁高龄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书中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写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当时尚年轻的母亲一起从蒙特吕斯或
者格里翁出发……攀登纳耶的罗歇尔山峰，我们漫游了一整天……纳耶的罗歇尔！
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给伊内斯·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您滑雪吗？您
一定要做这件事！您学习吧，您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紧张，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给一
个年轻女人的信里还写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从手稿里删掉，我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绘说，据她所知“纳
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妮很生气”，因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时间总是这样安
排，仿佛他们“无别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译维布 ＇注＇ 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
年轻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我仿佛看见玛丽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阳光底下沿着“我们的道路”在攀
登纳耶的罗歇尔，我随着她的描写仿佛看见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为他
的国家准备革命。
我不再继续讲述我的过去，但是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同志，23年以后，我在纳耶
的罗歇尔山峰下一栋瑞土农民房屋里，坐在我的发报机前为遭到威胁的列宁的故乡
发电报。
1939年底，中央问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给罗莎·台尔曼转送一笔钱去。
这时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尔曼与红军都丝毫没有关系。从询
问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动，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应该充分
利用。
于是我想到派奥罗去。她在德国有一个弟弟，可以到他那里去度假。德国人可
以来往旅行。奥罗不到60岁，矮小，灰白头发，不显眼。不但瑞士人，连德国人也
不会注意她。她表示愿意去。
我们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个空洞，我经常用它运送钱。奥罗携带着刷
子毫未受干扰地到了德国。罗莎·台尔曼深受感动。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现在却从苏联来了这种支援的信号。罗莎说，花这些钱是
很难的，因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她的每一张钞票的号码都记录在案。不过，
单是居住在苏联的德国同志发动了这次捐赠这个事实，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
道德胜利，它比这个可观的数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从中央得到一个新的任务：让我去会见一位同志。当我把密码译
出来以后，我猜想，这个陌生人要么立即离开瑞士，要么进行一种密切合作，否则
不会把这种细节告诉我。我乘车到日内瓦，找到洛桑大街13号，投了一封信进去，
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日内瓦拜访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问题：他的机构是否还在工作，他的财政状况如何，有
无向中央传达关于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讯联系，他能否用自己
的力量建立这种联系？
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位同志言行颇为谨慎。他似乎不太喜欢什么人径直闯
进他的家里来，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问。
一阵停顿之后，我们沉默地观察着对方。“阿尔伯特”生得矮小结实，倾向于
丰满，他的动作给人以迟钝的印象。他有一头黑色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带有忧郁
的表情。我喜欢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书籍和地图，桌上堆满杂志和纸条。阿尔伯
特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于巴巴的学者。他想从我这里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传
达过去，什么时能再收到中央的答复。
我迟疑起来。尽管中央请求我帮助他，但并未提起我的发报机。另外，阿尔伯
特一个问题还未回答。
当我告诉他，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快时，他才开始描述自己的处境。通过意大利
的路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联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他就没有了联系，许多重要消息放在那里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