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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写满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匀的手迹。
在摆放父亲书架的地方，墙上悬挂着母亲那些颇有艺术造诣的油画。每个星期
天这个由女婿和孙辈们扩大了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有时12口人聚在一起吃午餐。
母亲做起饭来，像她做画一样，厨房里那种特有的杂乱无章，可以与施拉赫滕湖畔
她那间画室相媲美。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次星期天聚餐会，对于妹妹们未来的丈夫们来说，大概不会
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女婿作为外国人偶然闯进一个家族部落，现在突然陷入这个部
落的重重包围之中。机智的语言和思想火花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自己或许也梦
想着做出某种类似的姿态，以便赢得大家的赞赏。但是他怎么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
做出反应呢？当他尚勉强地对前边说的俏皮话做出某种笑脸的时候，别人已经又在
细心倾听父亲那智慧的语言，准备开展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了。这6个孩子对待他们
母亲的那种失礼的言行，一定同样令他感到震惊，直至他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充满
了爱的失敬言行，其中同时包含着尊重。母亲是惟一一个试图为女婿创造一种正常
谈话气氛的人。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当这位未来的女婿投入家庭的水里时，才能
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不久他就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姊妹们待所有的女婿们
都很友好，一直是如此。我们只是疏远了“哭百精”和她的丈夫。二人执意要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虚荣心，使他们的进步思想失掉了光辉，毒化了我们
之间的关系。我们其余的人都保持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奥罗（奥尔迦·穆特）始终是家庭中的一员。奥罗不是别名，我从三岁起就这
样称呼她。她是在布莉吉特出生以后来我们家当保姆的，很快便成了我们大家不可
缺少的人。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是美满的，她是一个快乐而漂亮的女人，兴趣广泛，
知识渊博。如果孩子们身上发生了某种严重事情，母亲会满怀爱心和牺牲精神地照
料他们，孩子堆儿里有着足够的日常小麻烦，但是生活中一切实际的小事情全都由
奥罗负责处理。除了洗洗涮涮，侍候最小的孩子穿衣吃饭之外，还要关照较大的孩
子们按时上学，生病时照料我们，替我们绑扎碰破的膝盖，调解纠纷，用她那甜美
的声音唱儿歌，为我们缝缝补补，编织钧结。她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她的父亲曾经
在皇家海军里当过水兵，她是在普雷池军队孤儿院里长大的。奥罗一生未婚，我们
6个人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很想独自扶养我们。有时她跟母亲发生口角，然后
她会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人。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失掉了条理和奥罗的巧手，直到有一
天她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没有孩子们我无法生活。”
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政权，并来施拉赫滕湖多次搜家时，她勇敢地护卫
了这个家。父母流亡时，奥罗离不开他们，她也跟着走了。于是我在英国又见到了
她。尽管她没有任何基本理论知识，在政治上却赞成我们的观点。
当我告诉家人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大家高兴极了。直截了当地说谎是没有
必要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孩子的父亲是罗尔夫。我只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于尔根。他
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们当中只有最小的莱纳特住在家里。奥罗打心眼儿里喜欢莱纳特，但是她
觉得她在家里的事情都由我们的母亲做了，所以她请求我把她带到波兰去，她非常
喜欢我的孩子。罗尔夫和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建议。
我们到达华沙的那一年，皮沃苏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兰建立了一种非
常反动的专政。他死后没有多少变化。政府依旧是反苏的，共产党被禁止或者是半
公开的，皮沃苏德斯基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协定。这个国家充斥着沙文
主义，并与排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状况很糟糕。
当我研究这个国家日益向我们逼近的危险时，绝对不是对事态的夸大，我们理
所当然地要尽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对这些危险。
倘若我们充当情报员的活动被发现，我们会遭到比判处重刑更糟糕的下场，我
们会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国。就在我们到达波兰的同一年，盖世太保从巴西政府手里
引渡了奥尔迦·贝纳里奥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后，屡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时，
他一再问起我的下落，而且总是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会捉到她。”
在赴波兰的路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范围并不广泛，让我们有充分时间在这
个陌生的国家站住脚跟，获得居留的许可，找到能掩护我们的工作，组装起电台并
与苏联建立起联系。
最后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最为简单。
在那个时代获得居留许可与找到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流亡者从纳粹帝国逃
往世界各国，波兰则实际上封锁了它的国界。
我们开始尽量从罗尔夫的职业出发寻找生活过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
富裕，思想进步的西尔库斯夫妇。他们友好地支持我们，却没有预料到这种帮助对
于我们是何等重要。我特别想到西尔库斯太太，她是个聪明而古怪的女人。
数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他们的名宇，二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华沙城
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尔库斯夫妇给罗尔夫介绍了一位职业上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家留
下来。人们没有把我们推出去，而是每一次仅给我们10天的签证。我们决定不为此
而伤脑筋，而是开始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说，找一个自己的住宅，把电台架设起
来。
1936年2月27日，我们迁往阿宁的一栋两家合住的房子，它位于华沙郊区。最上
边的一层只有在夏季才有一对老年夫妇利用。男人是军队上的上尉。这对我们似乎
不甚合适。
我是第一次独立地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我十分担心能否建立起联系。我们想同
随便一个苏联机构的代表建立联系，但未成功。我学着恩斯特的样子，把发报机装
进一个留声机的空壳里。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是第一次在这栋住宅里，在夜间昏暗的灯光下操作电键的，
它的下部分还是那根刻有美丽格言的中国尺子，它跟着我周游了世界，现在用它来
熨平我那些各种长度的稿纸。
我呼叫了两分钟，然后打开接收机，那是一种奇妙的轻松感觉！在第一次呼叫
之后，立即得到了回答。我高兴得不得了，以至于在回话时变得语无伦次，揿错了
电键，这是通常不曾发生过的。
我们开始住下来以后，我所关注的理所当然的是波兰的经济和政治。我为自己
不能下功夫去研究我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感到既不自然又无聊，且不说这种研究对
于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学习波兰语言，却忘记了我花那么大力气学会的中文。
早在奉天和上海时我就意识到，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了解许多情况，如果再花些
功夫去研究各种不同的报纸，会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当然，最初我们丝毫不理解
波兰的新闻。
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为了工作我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与中央建立起了良
好的联系，西尔库斯给我们介绍的那位建筑师，表示愿意接受罗尔夫作为合作者，
并支付一笔不多的报酬。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本来的任务。不过还有一个困难，
我们始终尚未得到长期居留的许可。我们必须反反复复地往行政机关跑，去申诉理
由，听人家训斥，保持礼貌和耐心，每一次都要重新申请延期。
致父母的信：
……尚未批准年度签证。我们仅仅获得一个短期签证。罗尔夫几乎天天跑签证
处，他已经有了良好的关系，由我们的熟人西尔库斯做保证人。每个人都告诉我，
说这是很困难的，在这之前罗尔夫不能正常工作。
四周之后：
……我们的问题必须在这几天里做出决定，天晓得已经跑了多少遍。罗尔夫肯
定跑了有40次，我不夸张，去过各种不同的负责机构。
在这种形势下，罗尔夫证明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不知道，若是由我与这
些半法西斯主义的行政机构打交道，能否保持这种镇定和具有这么多的灵活性。
不管怎么说，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年的签证就这样，罗尔夫在
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办理签证和使我们得到合法地位。
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我在莫斯科遇见过的保加利亚同志，也来到了波兰。他定
居在卡托维兹或者波兹南，他要与西里西亚建立联系，还要亲自在这个国家建立一
个情报员小组。妻子与孩子都留在莫斯科，他不太适应波兰的生活。我每个月与他
会面一次，给他出出主意，帮助他向中央转递他的消息。他的工作运转起来以后，
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细节了。
我们把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关于我们要建立的第二个联系，具体情况我一点都
不知道。
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并不容易。我在给家里写的信里这样写道：
“……华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但是与中国相比，欧洲是无聊的。”
我的生活摆脱了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些事情，现在没有什么能代替它们。罗尔
夫和我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对方，没有争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儿子，但
是我觉得压抑，”罗尔夫一定也不轻松。
生孩子之前不久，我还得去一趟克拉科夫，与保加利亚的同志会面，我一直盼
望着做这样一次旅行，因为克拉科夫是个美丽的城市。每一次我都要去看看城堡、
教堂和那些纺织品商店。可是这一次我很快便感到疲倦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
返回我那坐落在第三层的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