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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水傍山的绝妙风光。我们划了一个小时的船。我把米沙从船上投入水里（当然是
带着救生圈）。让他在一片空旷的地方游泳，周围是盛开的荷花。
恩斯特来到了北京。关于我们在北京工作的细节，我几乎想不起来了。我只记
得，在相当长的时间距离内我才与中央联系一次，我收到过电报，也发过电报。也
许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工作可干。只有在游击队小组暂时停止活动时，我们才有这
样的安静日子。我知道，我们与游击队员中断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恩斯特的情况大
体上也是如此。任何逻辑都是不管用的。我感觉到我们脱离了游击队员们，尽管我
常说，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的决定是必要的。后来我学会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便严格地中断联系，在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平静之后，再接上联系。冯的被杀害长时
间里在我的生活中投下一道阴影。
北京相对平静的气氛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恩斯特感到松快多了，不再那么容易
激动。我很高兴让他看看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8月份我们甚至花了10天时间去渤海
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我们想享受一下对于我来说没有危险的这些少有的日子的每一
小时的时光。遗憾的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不舒服，既不想游泳，也不想出
去漫游。不久，我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在我告诉恩斯特或者别人之前，我想自己
做出决定。在中国中止妊娠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应该中止。
尤其是我们的活动。但是米沙现在四岁了，我很想要第二个孩子。对于我的工作来
说，任何时候怀孕都是不合适的。一旦与恩斯特分手，也许我再也不会与什么人生
活在一起并按照我的愿望生个孩子。现在既然怀孕了，我就要留下这个孩子。
时机特别合适。几周之后，罗尔夫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之后，要开始去欧洲度假。
他的英国工作单位将为全家支付旅费。中央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莫斯科向他们
汇报我的工作，我也为有这么个机会而感到非常高兴，也许会重新见到我那些已经
流亡到伦敦去的家人们。问题是罗尔夫能否把他那与上海市政局签订的合同再延长
五年。罗尔夫现在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不愿意长时间地脱离政治活动。我向中央通
报了他的情况。
生第二个孩子，一个必须照料和扶养的婴儿，肯定会使我的生活更加复杂，但
是只要我不放弃工作，无人能够指责我。一个小孩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开始去欧洲度假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加速了我离开中国的行程并使返回成
了问题。在上海有一个外国人被逮捕，他就是接替里夏德从前的工作的那个人。在
审讯中他一言未发，人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绝对沉默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
世界新闻界在报道他时，称他为×先生。 ＇注＇ 这位同志是凯泰的上司和生活伴侣。我井不认识他本人，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
往，但是中央警告恩斯特和我，与被捕者有关系的那台莱因金属——打字机的号码
可能会引起对恩斯特的怀疑。无论如何，我应该立即离开，一旦恩斯特被牵涉进去，
只要我越过边境，到了苏联，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推说他把打字机卖给了
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斟酌好了一笔相应的账目。恩斯特应该设法在北京留
下来。
这样一来，我的前程变得完全无法确定，可以肯定的只是，未来意味着与恩斯
特分手。离开他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我们并未在一起，因为我俩人只是偶然地做
同样的工作，我们真正互相喜欢对方。
离开中国，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
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
当1949年这个国家解放的时候，我把这一天视为自1917年10月革命以来国际工
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悦之一。
在1935年的仓促行程之中，罗尔夫也像恩斯特～样，一再劝说我中断妊娠，毫
无结果。于是罗尔夫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让我回欧
洲以后去找他，对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要保持沉默。恩斯特为此很佩服他，并
对我说：“如果我未能和你走到一起，世界上没有比罗尔夫更好的人；对于我来说，
这是个巨大安慰。”当他们俩人商议我的前程时，我一言未发。我不想为孩子而撒
谎，关于工作，去哪个国家，与谁一道去，反正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到哈尔滨我才能得到去苏联的旅行签证。我与恩斯特约好，在我出境的那一天，
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委到我的身上。待到哈尔滨，领事馆已经关门了。我问自己，是
否到最后一刻我要倒霉呢。
一切顺利。恩斯特并未受到指问。×先生后来也获得了自由。凯泰的表现一定
很出色。回到苏联以后，她获得一枚高级勋章。遗憾的是她当时失掉了已经怀孕8个
月的孩子。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又见到她，还在那里结识了她的丈夫，
那个×先生。
在火车上的漫长旅行中，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对这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感
到害怕。相反，米沙倒是喜欢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突然中断，不论走到哪里，他都
能迅速适应。在旅途中惟一令他伤心的是，与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设法与人用德
语、英语、汉语交谈，全都徒然。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一只猫喵喵地叫着穿过站台，
这个四岁的小家伙悄悄地说：“猫比人聪明，它们都说一种语言。”
卷四
到达莫斯科时，有人来接我。安德列同志在情报局大楼热情地欢迎我。他说我
面带病容；比起18个月前离开莫斯科时，我的体重减轻了20磅。他要送我去看医生，
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谈了在奉天的工作，他向我询问了罗尔夫的情况。然后他建
议我跟罗尔夫一道去波兰。安德列丝毫不知道我与恩斯特的私人关系；关于孩子的
事情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我刚才还以热情的语言谈了罗尔夫的情况。安德列记起来，
我当初是反对离婚的，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是个充满人性的，合乎逻辑的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次怀孕也不会使我陷入一种需要帮助的处境，在
这九个月里我的身体状况大概会一直这样下去。我并不惧怕单独承担要求我做的工
作。现在到处都有在外国忍饥挨饿的德国流亡者和被希特勒法西斯分开的家庭。我
可以一个人去波兰。罗尔夫和我都不曾想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居住在一起。我当然
知道，罗尔夫凭着他的职业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体面得多的公开身份，而他第一次为
中央所做的工作中，若能与我在一起，对于他来说肯定会更有益处。有两件事情令
我担心。在某些方面罗尔夫显得天真，做起事情来容易从错误的设想出发，他就是
凭着这样的设想，构建了一座完整的大厦。这样会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除此之外，
他是个软心肠的人，不懂得全力以赴。第二个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他处理危险事
情是镇定自若的，不会耽误事情，不会像某些粗鲁之人那样，轻易丧失理智。他的
风度，尤其是他对待女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礼节，使他在资产阶级社交界出现时，
很容易讨人喜欢，许多门路都向他敞开着。
我同意中央的计划，去波兰，罗尔夫的事情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我已经不记得，
我走以后，他在去欧洲的旅途中是否遇见了在莫斯科的朋友们，他是否并未停留便
去了伦敦，我是在那里向他传达了建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在孩子生下来之前，
不让我单独行动。
尽管罗尔夫给恩斯特和我往奉天带过发报机零件，作为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
艰苦条件下经受了多年考验，但我从未向他讲过我在上海的工作。里夏德·左尔格
被杀害以后，他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而不是通过我知道的。经他手装修的那家
照相器材商店老板，在地下工作中与我有联系，罗尔夫是在若干年后出版的那本关
于左尔格的书中才知道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最后去拜访了通讯学校，也看见了马莱克，他是我们班
上惟一尚在莫斯科的人。然后我带着米沙去列宁格勒，从那里搭乘轮船用了五天时
间去伦敦。在船上的第二天，餐厅里的所有花瓶全部固定起来，海上刮起大风。照
理我也应该采用同样方法，把米沙的夜壶固定起来，它像装上发动机一般从船舱的
这一个角落滑向另一个角落，直到破碎为止。我晕船太厉害，无精力去顾及它。
我的父母在伦敦码头迎接我们，我已经五年的时间未见过父亲和妹妹们，现在
我终于又见到了他们大家，在我们之间立即又恢复了旧日那种真挚的关系。最年轻
的莱纳特只有12岁，便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与我们不同的温柔的萨碧内已经17岁了，
她是惟一继承了母亲的美貌的人，在这方面我是最吃亏的一个。23岁的“哭百精”
聪明，好虚荣，有责任感。布莉吉特比我小3岁，已经在瑞士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对
待当前的职业始终是那么勤奋和热情。于尔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生活在伦敦。
对于我来说，现在这里就是“家乡”。与施拉赫滕湖畔的别墅相比，伦敦NW3号
要寒酸得多，那里有许多房间和一个延伸到湖畔的巨大花园，父母亲在这里仅住着
三个破旧的房间。当然，大家都想念我们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房子，想念我们熟悉的
那个环境，但是不论父母亲还是妹妹们都并不过高估价物质财富。即使这处住宅也
由于父亲的学术工作而获得了它应有的气氛；他的写字台上摆满上千页洁白的纸张，
上面写满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匀的手迹。
在摆放父亲书架的地方，墙上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