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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顶礼帽之外，他还有别的欧式服装。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冯像其他与我们来往的中国人一样，只讲中国话。
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荒废了我的课程，忘掉了许多。读与写的水平都不好，我还不
会利用中文辞典。可现在我们要指导游击队员，要传递他们的报告！我必须尽快地
学些新的单词。为了能与中国同志互相交流，我递给他们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我
掌握的单词，他们只能从这些词汇里选择单词写进他们的报告里。同样我也必须把
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这些有限的词汇表达出来。当然，这对于我加速学习是
个很大的推动。每次我与这些同志接头时，在他所收到的纸条上，都会发现我已经
记熟了的新单词。
致父母的信：
1934年9月28日
我每天都学习中文，和我的男仆比赛着学习写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课，这是一
个可爱的、聪明的小伙子，我很愿意在他身上花时间和几角钱。为此，他给我烧非
常可口的饭菜。学得越多，兴趣越大。我现在能写和读600个汉字。说的更多。超过
2000汉字的人，已经是汉学家了，多数人都会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现在我的同乡们
都有点替我担心了。
我的奉天的语言教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
悉一些以后才承认，由于他家里困难才给我来教课，因为我公司的信笺上印着“满
洲国”的字样。这是日本人给这个国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国人都痛恨它。他感觉到
我对中国有感情，有兴趣，但是这样的公司标志使我在中国人当中永远也不会赢得
朋友。
我回答说，我也是因为需要才出来挣钱，不得不用满洲国这个名字，因为买我
的书籍的顾客是日本人。
当我于1935年秋天离开中国时，我已经能读和写大约1000个中国字，说得还要
多。米沙有许多中国朋友，他掌握了属于一个四岁孩子范围内的所有词汇。
中国语言不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是由词画构成的。由于复杂，对于外国人来说，
几乎是不可学习的，人们既要说出这些词画，又要发出不同的音域。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们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消息写到纸上，偷偷地
塞给同志们。中国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当
时没有别的办法。
每次我与冯接头的时候，一看见他出现，我就很高兴。我们随便在哪条街上见
面时，时间总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别的同志，只能说上很少几句话。我几乎不了
解他的情况，他也不了解我。一个局外人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呢？
我们在同样的危险中，为同样的事业而工作。可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于我们
要大得多。有一次，与冯接头以后，突然拥来许多警察和占领军，街道被封锁起来，
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举起胳膊站在那里。当我们的目光互相注视着对方时，我感觉到，
除了危险之外，这种搜查方式是特别有害的，可冯尽管举起双手，却不失自己的尊
严。
警察没有发现纸条，他们搜查的是武器。否则他们马上会辨认出来，这笔迹不
是中国人写的。
也是冯从我的住处取走了50公斤硝酸铵，于是他知道了我的地址。
与另外一个游击队小组领导人的接头发生在吉林，那里距奉天五百公里远。这
肯定是中国游击队员提出的建议，我只能说，哈尔滨那个可恨的墓地与这个接头地
点相比更为理想。吉林也有火车站，但并不很热闹。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
在这里下车。我跟随那个等待我的中国同志，像约定的那样，并未向他表示问候。
他上了一辆人力车，我也上了一辆。两辆人力车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行走了大约
40分钟。尘土像烟雾一般笼罩着我们，不过尚未把我们弄到辨认不出来的地步。多
年来似乎不曾有过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
若想把我们的游击队员和我从人群中区分开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
最后我们停在一栋简陋的茅草房前，在我们走进去之前，已经围着我们站了许多人，
惊奇地注视着我。游击队员的妻子招待我们，给我们端来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制
造炸药的材料交给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这位游击队员既勇敢又能干，但他却不
懂得如何进行地下接头。
像在上海一样，我在奉天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1934年春天，法西
斯主义尚未如此强烈地影响德国社团，尽管第一批受迫害的人已经从德国来到这里。
什么人与领事馆有联系，与德国社团有来往，在日本人看来并不值得怀疑，因
此我尽量利用这种关系。我接受德国领事馆的邀请参加招待会，也去德国俱乐部。
与我比较亲近的熟人，都不想拼命去当纳粹，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
自然，我的社会地位，作为打字机公司的一名小小的代理人的女友，比起在上
海时作为英国城市管理机关一位有声望的建筑师的妻子的地位要低得多。
致父母的信：
1934年春季
在这里我到处都受到友好接待，在德国俱乐部……我经常和弗克斯博士在一起，
我们是三年前在北戴河相识的，当时我们很喜欢他。他在这里一家日本人学校里教
书，假日时他常常做些有趣的旅行。他会讲12种语言，刚刚30岁出头，是个冷静而
稳重的人，常常讲些讨人喜欢的和令人高兴的故事……
……我常常也能看见一个刚刚出现在奉天的比利时建筑师。他出身于贵族，曾
长期生活在巴黎，在伦敦生活过八年，他的生活作风和思维方式跟我们一样，与表
现出来的其他特点相比，他是个令人高兴的人。此外，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日
本人（松本），他是伯恩施坦的朋友，在上海时我就认识他，他现在在这里工作。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新来的医生。我在信里写过关于他的事情吗？他是年纪较
大的德国犹太流亡者。我跟那位建筑师打网球，跳舞；跟弗克斯一块吃中餐，出去
郊游；跟松本去看电影。医生夫妇来我这里做过客，最好是大家都来，因为我有一
栋如此滑稽可爱的小房子，有这么多漂亮唱片，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小厨师。侥幸
的是，我只是顺便欣赏一下这些女人，这就是说，有时在喝茶时，有时在俱乐部里，
在那些地方，我只能谦虚地赔着笑脸，在必要的时候，颇有耐性地坐上两个钟头。
由于伊萨和艾格尼斯不在这里，我倒宁可不见我那些熟人的太太们。
那位比利时建筑师的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称呼他“领带”，我之所以关
注他，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在政治上是靠近我们的。我曾经很想争取他至少做
我们的外围人士。但是他的过去，他在奉天何以只停留个把月，且又没有任何职业，
都令人捉摸不透。
松本，伯恩施坦的朋友，我们在上海时就不信任他。在奉天我可以肯定，他不
只是推销乌发电影，他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要危险得多。当他出乎意料地来拜访时，
我正穿着孙逸仙夫人赠给我的那件衣裳。他说，我穿这件衣裳很合身，可不可以为
我照张相。反正伯恩施坦那里有我们的集体照片，背着我照我的相，对于松本来说
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友好地接待了松本，任何回避或推辞都会引起他的怀疑。我把这当做一次有
用的训练，当着他的面多留点儿神，又不让他感觉出来。对于这样的态度，我已经
练就了一种可靠的本能。
我给家里寄出的信，比从上海寄出的那些信件理所当然地要慎重得多。有一次
我在信里提到：“现在正忙于结算进项。”这是撒谎，我卖出去的书籍并不多，为
了平息父母因为我与罗尔夫分手所造成的不安，必须拿职务来搪塞。
关于满洲的情况，我在给父亲的信里是这样写的：
1934年7月20日
这个国家非常有趣。日本人慷慨地实施了一些建设项目。奉天出现了一些全新
的城区，首都新京正在建设巨大的政府大厦。航空线和铁路线遍布整个满洲国。日
本货物充斥城市和乡村，它们摧毁了所有的欧洲公司，百分之六十的住在奉天的欧
洲商人，在最近两年都破产了。与此同时满洲国的一半遭了水灾，另一半遭了旱灾。
其结果是饥荒。上个月只是在满洲国的奉天省就发生了650次土匪和抗日小组的袭击
事件。
在满洲的深山里历来就有小股土匪，他们常常袭击富裕村庄。随着游击队小组
的增长，分别的和准确的数字究竟有多少，是很难统计的，日本人把游击队也称为
土匪。
我也侦察更遥远的地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末我和领事的侄女，还有弗克斯博士进行了一次非常快乐的郊游。这里有非
常漂亮的地方，乘火车两个半小时到达，在奉天谁都想象不到有这么好的地方。山
区里有深蓝色的河，有布满岩石的山和绿葱葱的山、有陡峭的山谷，古老的树木，
清洁的小村庄，非常迷人。按照日本方式吃饭、睡觉、洗浴……
在另外一封信里，我抱怨“讨厌的人，做不完的工作和奉天的小城市气氛。”
我从未提到过恩斯特的存在，其实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
我带着自己的书箱子也去过两三次抚顺，这是满洲的工业中心，那里出产煤和
石油。我到那里各处看看，拜访工业界的领导人，他们买了我几本书，我在那里拍
了一些风景和人物照片。
实际上，我并未努力去利用奉天和满洲为我提供的重要读者群。我也偶尔去拜
访一些官员、军方和工业界人士。当然，我们没有与日本人取得联系的任务，不论
是恩斯特还是我，均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