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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也许他到那里去过。但是隐藏变压器需要做充分准备工作，这只有在上海才
可靠。恩斯特需要罗尔夫的帮助，罗尔夫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们买了一把沉重
的安乐椅，运回我们上海的住宅里。恩斯特和罗尔夫小心翼翼地撬开底座的嵌板，
把变压器放在里面，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罗尔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细致认真，尽
职尽责的人。在最后的一瞬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又决定用结实的细绳把变压器再
固定一遍，然后把嵌板重新钉好，安乐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记得是
寄到我这里，因为我让人从上海寄家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安乐椅收到了，但捆绑
变压器的铁丝却断了，变压器虽然依旧固定在绳子上，但却沉下来把嵌板磨得薄薄
的，万一在运输途中再震动几次，它那锐利的棱角会穿透嵌板，变压器就要从里面
掉出来。对于那些驻扎在满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来说，这足以招来对我们的怀
疑。一个有益的教训是，工作不仅是双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谨慎。
我们于1934年5月到达奉天，住进大和饭店。恩斯特弄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
司介绍信，我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信件，我们全都公开放在卧室里，以便减轻密探
们的工作。在饭店里我们从来不谈及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奉天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满洲的特殊形势。中国最进步的势力，自从日
本入侵那天起，就下决心进行积极抵抗。在满洲的山区里，当然也在小城市和农村
里，出现了许多游击队小组，其中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和士兵。许多游击队小组
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满洲通过它的工业产生了一只强大的工人阶级。
游击队运动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
就做出决定，建立游击队分队，他们后来成了中国红军的核心。参加党代表大会的
共产国际代表，对这个决议表示欢迎。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局，即共产国际的
最高领导机关，号召它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中国党。理
所当然的是，苏联最有力地参与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援助，毫不奇怪的是，在日本人
占领的满洲从事活动的同志们可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这种援助。
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了开展游击队活动的方法，那些被选出来参加学习的人，感到
特别骄傲。
我们手头掌握着几个游击队员的别名和接头地点，他们要组建游击队小组，进
行训练开展活动。组建起来的游击队小组，在我那个时期尚未开展打击日本军队的
战斗，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运输领域、工业区和日本司令部所在地。
我们电台的任务是在游击队和苏联之间建立联系，转达游击队的问题和报告，
向他们传达苏联的建议；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凡是他不能亲自处
理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恩斯特和我与三个游击队领导人有联系。像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任务一样，我
们的任务也分解成细部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可能取得微小的成功，也
可能遭到失败。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遭到一次失败。
到达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那些已经约定的接头和寻找一处可用来安装电
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自从离开莫斯科以来，每天晚上我都把接头地点和时间以及我的电台信号的格
式，在头脑里重复一遍。为了保护领导同志，因为他负有更多的责任，根据原则规
定由我去与游击队接头和操纵电台。尽管如此，恩斯特也很难逃脱被怀疑的阴影，
说不上会遇到什么风险。他是个勇敢的人，总是把更多的危险揽到自己身上。
我与一个住在哈尔滨的姓李的中国人的接头时间，是我们到达奉天之后的数日。
在经历了上海到奉天的漫长行程之后，我不想让米沙再一次经历两次六百公里的旅
途劳累。他得了一次百日咳之后特别虚弱，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健康起来。恩斯特
答应照看米沙，我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有许多指令，包括如何喂鱼肝油的小窍
门，但愿这些指令都能有用。
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当时的哈尔滨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国人
和日本人之外，在那里生活的主要是俄国流亡者，他们身上都带有与十月革命不相
容的旧时代的印记并且彻底堕落了。许多人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这样一番景象在
一个中国城市里显得比在欧洲更加可怕。乞丐、小偷、妓女决定了城市的形象，晚
上人们不敢单独到街上去走动。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我夜晚去一个偏僻的墓地入口处与李接头。我走在一个
人烟稀少的地方，偶尔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我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我等了十分钟，越等越害怕，我被人辱骂了两次。我
等待了25分钟，李也没来。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城市，次日夜晚我再一次去那个墓地，这一次我等待了
20分钟，李仍未出现。我心情压抑地返回奉天。
恩斯特和米沙正坐在饭店里用晚餐。恩斯特小心翼翼地往米沙嘴里喂了一匙稀
粥，我被感动了，恩斯特见我回来很高兴。我的迟归令他颇为担心。听了我的详细
汇报之后，他的脸阴沉下来，甚至问我是否真的去过接头地点，等待的时间是否够
长。他不能忍受工作中的失败。
我们必须等待下一次的接头，据我记忆，是在14天以后。
寻找住宅的事情一时没有着落。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
剩余的是些逃跑的中国将军们的孤零零的豪华别墅。蒋介石在满洲从未有过置啄的
地盘。这一方土地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是由张学良控制的，在他之前由他父亲张作霖
控制。
恩斯特终于在一对经常吵架的德国夫妇那里找到一间屋子，他们在经济上并不
宽裕；许多欧洲商人都在日本人的竞争中吃尽了苦头。
我需要一个独立的住宅来设立电台。我再次去看了一处豪华别墅，它属于张学
良将军的一个亲属，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太大。他从前的仆人带领我们看了一遍。在
我们离开这块地产的时候，我发现院子里有一栋石砌的小房。仆人微笑着说，房主，
即一位将军的情妇在那里住过，有一条地道直通正房。我问他，我可不可以看看，
仆人花了好长一阵时间去寻找这栋房子的钥匙，我走上石阶，发现入口门后有三间
带有护墙板的屋子。房子下面是厨房、仆人住室和地下通道的出口。这里没有暖气、
浴室和厕所，但是这房子很适合我的工作，尽管它的房顶对于天线来说显得太低。
仆人摇着头说，他必须给那位将军往北京写封信。很快得到回答。经过换算，只要
每月支付30马克，便可以住进这栋小房。我可以从别墅里挑选家具。小房子有一张
睡椅，大概是这位将军从前来看望情妇时用的，现在可以做我的床。我给米沙买了
一张儿童用的藤床，还添置了一个圆铁炉子。袖木写字台上，像从前一样，摆放着
一幅具有家乡风格的德国湖的照片。
幸好仆人们的居家都在小房子底下，只要我把门关上，任何人都进不来，同样
合适的是，尽管我的居室坐落在一层，但由于它们高出地下室，所以任何人都无法
看进来。除此之外，到了夜里，窗户都有向内关闭的坚固护板。我们利用大房子里
从前仆人们用的厕所，它位于院子里50米远的地方，那是一个乡下性质的板棚子，
没有冲水设备，门上只是缺少一个插销。米沙和我都在大木桶里“洗澡”，冬天我
们把它放在我卧室的炉子旁边。两个石雕的虚构动物装饰在大门两侧保护着我，但
愿它们在寂寞的夜间工作中也保护着我。一堵墙把我们的地产与德国俱乐部隔开，
高大的杨树从墙那边伸向我们这边来。
在找房子之前，我和恩斯特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他看来，我与他迁在一起是理
所当然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我却拒绝这样做，不知为什么，尽管如此，
我却喜欢他，像他喜欢我一样。我们都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他是一个人，我必须
在一切方面都顺从他。为了工作我什么都能接受，尽管他毫不顾忌自己，也对别人
提出过分的要求，对我要求的更多，当然不会对我造成纯体力上的伤害。在许多个
人的事情方面，我尽量顺着他，但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无法在一种完全由伴
侣决定的气氛中生活。恩斯特需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女人，无论在哪方面都服从他，
跟着他过他的生活。改变他需要花费许多气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想进行这样
的斗争。
把电台架设起来之前，我遇见一位在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同事。这位同志个头
儿又小又畸形，留着一头刷子发型。我交给他一些用密码书写的消息，也得到一份
用密码书写的回答。在我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中央就是向他询问过我在奉天是否有
一位叫弗克斯的汉学家。
我们当时所采用的密码，尚不符合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在《左尔格
博士东京来电》第268页中所描述的系统。我们所采用的第二套密码，是由相加的数
字组成句子，这套密码来自另外一本书，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的字母转换成预定的数
字。
于是我必须向这位苏联同志通报与李接头所遭到的失败，这是“第一号消息”。
中央的回答听起来颇为气愤，在他们眼里这是我们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可我们却
未能完成。
我迁入新居，安乐椅和变压器也来了，我们又架起了电台，其实，主要是由恩
斯特组装的，他做得更好。我们所采用的发报机型号与马克斯采用的一样（见《左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