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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程去边境木屋之前的晚上，恩斯特提议我们共同去看一场电影，在布拉格只
有十分必要的时候我才见他。事前并没有这种打算，既然他作为领导这样定了，我
也甘愿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托儿所》，一部非常美的法国电影，里面的主角
都是儿童。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十分钟以后，我已经被感动得泪
流满面。
恩斯特肯定不需要一个看了一部电影便嚎啕大哭的女同仁。最初我还以为他什
么也未发现呢，我任凭眼泪流淌，不去擦它们，我用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新的眼泪
流出来，毫无效果，它们依旧像天然喷泉一般涌流。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只得说：
“平时我并不是这样的。”
恩斯特把他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你这样，我很高兴。”
这天晚上，我由于哭成这么一副样子而不想去咖啡馆，但是恩斯特坚持要去，
这天晚上他第一次谈起自己的身世。他父亲是一个汉堡渔民，他的钱全都喝了酒；
他母亲忍饥挨饿为四个孩子而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体面的人。他谈到当他父亲虐待
母亲时，他是怎样痛打了父亲，离开父母亲的家庭开始走向大海的。也就是在这段
时间里，他成了一位同志，但这并非一条轻而易举的道路，他面前根本不存在这样
一条道路。当新的世界观吸引他的时候，他开始研究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每当别
的同事玩牌，去农村度假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却在读书，在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
因为不明白那些生词和长而复杂的句子。他毫不放松，直到他能够说自己是个马克
思主义者为止。
恩斯特谈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我去边境木屋。许多事情我都忘了，惟独这次乘车旅行我还记忆犹新，
因为我当时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每一分钟我都距儿子更近了一些。我设法抑制自己
的激动和高兴。这孩子也许不会欢呼着投入我的怀抱，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来。
罗尔夫的母亲来车站接我，她未把米沙带来，这令我非常失望。距离森林边缘
小房子的最后一小时显得特别的漫长。我无法集中精神谈论任何话题，并且从早起
我就没吃饭。当我们走进小屋子时，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向奶奶扑来，藏在她的裙子
后面。我儿子甚至都不想跟我握握手。有三天时间他不理睬我，没有礼貌、倔犟，
沉默寡言，到第三天时，我实际上不得不违背他的意愿把他拖过来。直到我们两个
人重新恢复平静，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
从布拉格到特里斯特的路上，恩斯特和带着孩子的我乘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但
却在不同的车箱里。我们想后来公开地作为旅客在船上相会。
轮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的旅行路线是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在开罗、
孟买、新加坡和香港停留。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我必须在他身上花费
许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总是挂牵着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
友好，他觉得我是一个好母亲。
当时在苏联已经下雪了，在船上我却身穿无袖白色连衣裙跳来跳去，还与恩斯
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里游泳。漫长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
阳和星空都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忍离去的气氛。恩斯特和我有许多时间互相熟悉，互
相讲述自己的经历。我26岁，恩斯特27岁。当我们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栏杆上
观看水面，或悄悄低语，或长时间沉默的时候，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我是否还想保
持纯粹“同志式的关系”，恩斯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他对这种事情反正并
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顺水推舟，把自己捆绑在一次梦幻般的旅程中，未来的日常生
活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假如我们互相之间并不喜欢，就很难有分手的机会，
最好是我们目前谁都不特别喜欢谁。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当我拒绝乘坐一等舱旅行时，我
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的，一个德国工人，以自己共产党员的勇
气和忠诚选择了情报员的生活，怎么可以突然闯进这样的环境里去呢？每一个一等
舱的旅客，当他走进来时就应该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头的。同样道理，最
好是在外国就过俭朴生活，然后再学着出入资产阶级圈子。我也反对结合作的同伴
许多钱。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少见，到目前为止一个同志过着俭朴的生
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却经不住过富裕生活的诱惑，甚至开始喝酒，
搞些风流艳遇，变得娇惯起来，或者堕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并不喝酒，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我会拒绝他做我的上司。
后来他在奉天的公开身份是金属与打字机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样取得这种联
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个“带着少量财产的商人”。恩斯特说
一口带有语法错误的德语，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举止也不符合一个商人的风度。
有时他把一只未拍完的烟卷夹在耳朵后面，准备以后再接着抽。我试探着跟他谈谈
这种习惯，但是每当字斟句酌地说起这件事时，他总是对我表示反感，变得好斗，
说我骄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气，要么称我是个知识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张准备寄给他母亲的明信片给我看，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顶
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没说话，他感觉到我的犹豫不决，便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谎。“我觉得不自然，有点俗气。”
“是这样，我不过是个工人，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个比我自己坚强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热
情和作为共产党人的感情世界。我赞赏他的勤奋，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丰富的
经验；他长期担任过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苏联接受了第二次训练。其他的事情，比
如说一种良好的举止，在我看来并不是价值判断，这对于公开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必
要的。服从他作为上司的权威，对于我来说是毫无异议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
有这种权威的。尽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书籍、绘画和人，我还是要讲出
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对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比如我所受过的教育、我的
流畅的英语、我与人打交道时的稳重自信。
我们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旅途花费了三周的时间。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事先我没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只是路过这里，到
达之后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当我最终把实情告诉他时，
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只是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这是最后
的分手。罗尔夫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人们很难设想在一个表面看来软弱的人身上
会有这样的品质。当我告诉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个人生活时，他丝毫未责备或
者难为我，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只是坚持不肯永远放弃米沙和我。
我发现罗尔夫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同样有要儿子的权利，若是他提出这样的
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
一个共产党人，已经参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德国法酉斯主义促使他
走到了这一步。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为复杂。
我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我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我访问
了上海的各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
我以书商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并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
我的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潜在顾主应该是日本管理机构、医院、大学生和日
本企业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纸：满洲国 ＇注＇ 图书代理商，经营教育、医学、科学图
书。满洲国奉天P·O·30号信箱。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信纸。
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在我们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
格里沙大概是通过瓦尔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认为我们这次
会晤是并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我们的社交往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次热
烈的重逢，我向他谈了他哥哥的情况，我在莫斯科拜访过他。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购买了组装发报机的零件，估计在奉天是买不到这
些零件的，我们把它们装进箱子里。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奥托·布劳恩说他从满洲到上海的旅途中
携带了2000美元现金，以便援救诺伦斯一吕格夫妇。他描绘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断
地对旅客进行监视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我的米沙当然也跟着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
长的旅途中我们时刻注视着自己的箱子。在满洲边境箱子被打开了，在我们的发报
机零件当中，除了较小的物件之外，有两只电子管，这种电子管当时有煤饼那么大。
边境上的这种检查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奥托·布劳恩在
他的旅行记中提醒我，我根本不会提到携带零件的事，下面这段回忆也是在他的启
发下想起来的：
我们希望在奉天能够买到为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是由坚硬
的铁构成的，是一个大约20厘米见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家伙。在奉天根本买不到我们
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里去采购变压器。天津近
得多，也许他到那里去过。但是隐藏变压器需要做充分准备工作，这只有在上海才
可靠。恩斯特需要罗尔夫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