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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份复印件寄给米夏埃尔·高尔德，他在美国是《新大众》的编辑，他把它译成
英文发表。我猜想，那稿子是以连载的形式在一家进步少年报上发表的。不论美国
版还是俄国版均未保存下来；我手里尚保存着《中华苏维埃少年》的德文手稿和照
片。
除了我们自己这个集体里的人之外，与这样多的人接触，在我们学校里是不多
见的。我的班长们都知道我和谁在一起，我从未背着他们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见艾
格尼斯，他们也知道我拜访过鲍罗亭并为红色救援出版社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很感
激他们的慷慨。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人们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
要作用。
在学校里，我们除完成自己的许多课程之外，还做许多社会工作。我曾负责壁
报工作。有一期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壁报，”曾经在阿尔巴特街红军总参谋部我
们那个局所在的大楼里展览过，还受到了特别的赞赏。我提起这件事情，只是为了
说明我过着一种良好的内容充沛的生活。诚然，有时我也会因为没有单独生活的机
会，日日夜夜都必须与别人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心情沉重。然后我便长时间地出去散
步，再心情平静地返回来。我很喜欢莫斯科的冬天和它的严寒。
1934年2月，我被召到阿尔巴特街来。一位少校和我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我必
须用俄语向他讲述我的生活经历；由于我学习过六个月的语言，所以我做到了这一
点。他说，在今后的几周里我必须特别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
去满洲的奉天。 ＇注＇ 后来我听说，去奉天在同仁当中被视为是一种惩罚性的调职，意味着被“派到
荒漠里去”，他们认为我不会提出任何借口或者顾虑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这
样判断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同志。尽管奉天是一张网，但满洲的政治形势是
有趣的，奉天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焦点。
返回学校以后，我像面临一场考试一样不停顿地学习。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我，我要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
的太太，我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感到很惊
讶，我设法说服这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罗尔夫和我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
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见过几个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
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何况我在上海德国
领事馆里以罗尔夫妻子的身份登记过的。不跟罗尔夫离婚，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而办理离婚也需要时间。这位少校同志请求我说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时记不
起来，我感觉到他对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于是我记起了瓦尔特·弗克斯，
一位住在奉天的汉学家，我们是在黄海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时相识的。
在与这位少校谈话后不久，我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这次与我谈话的是另外一
位同志，我立即与他建立起联系，他多年都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位同志叫安德列，
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有着一张瘦长的面孔，黑色卷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我很
快便发现，我在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他熟悉自己的专业，他是信赖我的。他表示
理解我的处境。他说话的声调是友好的，尽管他保持军队上级的威严。他很喜欢从
外国回来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后来我结识了他的家庭，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经
一次或者两次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安德列告诉我，人们对事情进行了审查，我可以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利用我的
旧护照在奉天生活，人们已经放弃了关于婚事的想法，尽管这事令与我同行的同志
感到不愉快。安德列边说边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大笑起来。
通过安德列我在阿尔巴特街的大楼里结识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同事，她叫娜
达莎，是个聪明而又热心肠的女人，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那直率的眼神简直
令人无法回避。她的面孔是冷冰冰的，但却透着一种独特的美。我很遗憾，我相信
她也是这样，我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才有机会补偿了这种遗憾。
安德列和我讨论了在奉天公开活动的可能性。我毫不担心找到合适的活动方式，
我只是请求允许我去上海见罗尔夫。
令我担心和不安的，是我在奉天的未来的上司。我们要长时间孤零零地在地下
活动中共同生活。尽管有良好愿望却不能互相适应，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
工作和共同生活可能成为一种痛苦。安德列告诉我，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
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他这一说，我的心情略微平静下来，我在多数情
况下与海员能够相处得很好，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一些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
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喜欢大海。
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但愿他在发报机组装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
因为我的知识尚无把握。自然我不会把为我规定好的前程泄露给我同学中的任何一
个人。
我对安德列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恩斯特是否知道我有一个儿子。这个问题
谁都没有想到！安德列建议我自己把这事告诉恩斯特。
这件事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给我添麻烦。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去冒风险，而
且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孩子。
一辆小轿车把弗兰茨和我送到恩斯特学习的学校。我被领进一间屋子，把我的
大衣挂在走廊里，在冰冷的房间里等待着。这间屋子也许并不怎么冷，可由于激动，
我的牙齿直格格打颤。门开了，弗兰茨首先走进来，一个明显比他高的同志跟着走
进来。
“这是恩斯特，这是索尼娅，你们认识一下吧。”弗兰茨走掉了。
我下定决心保持沉默，等待恩斯特先说话，到底他是我的上司嘛。恩斯特生着
一头浅色的头发，有一双细细的蓝眼睛，一个粗大的鼻子和一张薄嘴唇的嘴。他肩
膀宽阔，身材修长而结实。“你在发抖，”他说，“你想披上我的大衣吗？”没待
我回答，他便脱掉大衣，披在我身上。这大衣又长又重，可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
许多。
然后我提醒自己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情解释清楚。“我有一个小孩，我不能丢下
他。”
“你有什么？”
“一个男孩，一个三岁的男孩，他必须跟着。”
关于孩子我早已下定决心。若要我自愿离开他，除非是参加一场革命或者参加
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恩斯特若是拒绝我的男孩，我就不会跟他一道去。
恩斯特沉默着，而我却在想：立即把大衣还给他，我去找安德列。
“我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孩子，我们需要新的一代。”
弗兰茨和我又乘车返回去。几天以后我得到任务，打点我的行李，与恩斯特一
道学习14天。学校是由一栋一栋的木屋构成的，挨近森林里的一座村庄。
在训练结束之前，我们只有不多的时间，可这点时间却足让我认识到恩斯特在
技术上比我熟练得多，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韧性和细致认真的人。弗兰茨是个优秀的
实干家，但不是个理论家，恩斯特常常用一些问题为难他，直到他把一件事情完全
弄明白之前，决不让他安静下来。他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晚饭之后接着工作。
与他相比，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在发报方面我比他快，
这一点令我感到欣慰，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超过他的。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像我历来习惯于与同志们友好相处一样，我竭力
创造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免得他做更多的设想或者提出
更多的希望。
恩斯特对我做了这样多工作表示满意。他不知道，没有他做出的榜样我也不会
做得这样好。由于我既不娇惯亦不任性，他显然感到放心了，我也竭力做出一副经
得住摔打和粗旷的样子。我要让他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
同事。
出发之前，情报局达维多夫将军与我告别。我作为一名德国同志还缴纳了我的
党费。关于这种缴纳党费的可能性，我请教了已经在上海的同志，这件事情是由里
夏德处理的。
我没有再见到艾格尼斯，1948年或者是1949年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她当时生活
在牛津，我则生活在牛津附近的一座村庄里，但在我当时的困难处境中，去见她会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在政治上给她带来危险。另一方面，关于她的发展状况
我一无所知，我应该怎样对待她呢？我只是听说艾格尼斯精神上颇为苦恼，过着与
世隔绝的生活。她那些书当时还是很受人重视的。她是在1950年3月做了一次手术之
后去世的，她的死令我十分伤心。
恩斯特和我分头去布拉格，我们在那里住在不同的饭店里。我的护照是从布拉
格开始利用的，表面看来，这整个一段时间我是在欧洲度过的。我们买了一张意大
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轮船的名字叫“Conte Rosso”或者“Conte Verde”，从特
里斯特出发。按照情报局的惯例，应该乘坐一等舱，被我拒绝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接米沙了，他在捷克深山里的边境木屋里，跟爷爷奶奶生活
在一起。我们应该从布拉格起程去特里斯特。
我与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除了想着再见之外，心里什么都想。长时间的怀念
使我产生盼望孩子的欲望，在大街上我常常迫在他们后面观察他们，每见到一辆婴
儿车，我都要往车里看上一眼。
起程去边境木屋之前的晚上，恩斯特提议我们共同去看一场电影，在布拉格只
有十分必要的时候我才见他。事前并没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