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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很高兴。
不只是纸张,还有武器!于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有用处。我总觉得我的
工作意义不大,还为此而烦恼过呢。 '注' 这些武器可能都是样品,要么苏联会对它们感兴趣(蒋介石军队里有德国将军
当顾问),要么它们对于中国红军有意义。也许是那两位在场的中国同志要学习拆
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米沙大概6个月了。两只箱子都空了,里夏德建议我为自己和孩
子准备好另外一只箱子,说我可能会很快要转移到内地去,在中国人当中隐蔽起来。
没问缘由,我便打点好小衣服和尿布,灌了一瓶消毒水。所幸我还能给米沙哺
乳,这样就不至于给这么幼小的孩子过早断奶。牛奶或者任何一种奶粉,在中国大
城市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照料米沙的中国保姆,在中国称“阿妈”,她告诉我,
她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哺乳三年。有些贫穷的母亲把自己的奶卖给富家婴儿的
母亲,自己的孩子则靠大米粥养大。令我欣慰的是,不论我隐蔽在哪里,都可以为
米沙买到大米。我告诉阿妈说,穷人家的母亲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挣钱,我觉得太
可怕了,她回答说:我知道太太打心眼里非常喜欢中国人。
我天天等待着消息,不敢离开家,惟恐误了约定的电话。我丝毫未把这种担心
告诉罗尔夫,这种担心也只是有限的,因为对于我来说,随时都会发生点什么不测。
由于里夏德知道这种危险和躲避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受到威胁。
我的出行是不必要的。14天之后,两只箱子又装得满满的,同志们重又来我家
会面。但是从这时开始,我一直为自己和米沙准备着第三只箱子。
把武器和情报资料存放在秘密会面的地方,似乎是不谨慎的,不过情报资料是
会面时用的,武器我也只是见过一次,我估计,它们在我家里存放的时间并不长,
也许在两年半时间里,它们始终存放在壁橱里。
当里夏德要求我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我家时,会面又一
次停止了。这回我必须把事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
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与孩子出生前提出的理由一样,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
险了。我告诉他,他的这种态度可能招致一位同志的牺牲,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
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终于还是赞成了,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不可
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后来,罗尔夫成了共产党人,他多次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苏联的。
这位同志在我家大约住了两周,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我们在楼下有客人,
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是怎样向阿妈和厨师编造关于
这位暂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位同志住在我家时,尽管我们
没有共同的语言,罗尔夫对他是客气的,热心地招待了这位客人。
即使在他离开以后,我们家仍然不许同志们来,直至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倘
若有人被逮捕,即使遭到中国警察拷问,也是不能泄露地址的。
里夏德有两次拿来文稿让我抄写。一次是法本公司整理的关于中国地理、农业
状况和市场可能性的机密资料。另一次是同样有趣的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稿,大
约有350页的打字稿。这是由一位懂德语的匈牙利同志撰写的,这位同志的姓名在
“国际新闻通讯”界是国际驰名的,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姓名了。 '注' 前面提到,艾格尼斯已经迁居到我家附近。我在10月17日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家具令她十分兴奋,屋子装饰得非常漂亮……罗尔夫再一次证明自己是能干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尾崎秀实。 '注' 我曾多次见过他,但我已记不得是
以什么缘由见到他的,他的形象在关于里夏德的书中已多有描述,我没有可补写的。
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我与他有过密切接触,他曾把随身携带的几帧小女儿的照片拿
给我看。可怕的是,数年以后我看到一幅照片,那是他被杀时照的。
我对我居住的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厚感情,我曾建议于尔根到中国来。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毫无条件地结识一下亚洲,这会让你大开眼界。经
济和政治方面都非常有趣,我认为这里比美国更重要,学术上尚未经过研究,潜藏
着许多资料,你可以用它取得巨大的成就,且不说一切关于人的兴趣了……
中国街面上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挑夫、卖花人、敞开的店铺、敞开的熟食厨
房、儿童,我无法详尽描述,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这将是日后在德国令人十分怀
念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们能来,将是让你终生难忘的旅行。
当然也有许多事情是我所不习惯的。在上海住了一年以后,我曾去北戴河海滨
度假,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北戴河是一个绝妙的地方,有连绵不断的山和蓝色的大海。对于我来说,这是
离开上海一段时间的好机会。我的体重减轻到了107磅。在中国生活的确不容易。我
不知道玛格丽特会怎么样,如果在她的屋子里每周有两个晚上看见15公分长的红红
胖胖的百足虫在明亮的墙壁上爬行。若是有幸一条虫子在身上爬过,四个月,常常
是一年,留下一条化脓的伤痕。几乎无法弄死它们,总是反复地出来。罗尔夫用锤
子捣烂它们。它们会令我发疯。连这里的蚂蚁都有德国蚂蚁的四倍那么大。
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十分可怕,简直像欧洲的傲慢一样,中国
的腐败真是举世无双。芝加哥犯罪和酒精走私与这里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
巫……
彼得和茜必莉想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让我去那里教德文,我对此非常高兴。
致于尔根:
1931年9月30日
学校的情况是这样进展的:教授和他的夫人是这所语言学校的核心,经过精心
筹备之后终于开学了,还在中国城市管理机构的教育局进行登记,可三天之后,学
校突然被关闭了,既无个人原因,亦无政治原因。管理机构的官员们要求1000金圆
券的贿赂,并非官方付款,纯粹是贿赂。现在我们尚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罗尔夫施工的那个承包商,顺便谈到一个欧洲侦探,他要探明那些被禁止的
鸦片商店。上海共有36家鸦片商店,这位侦探在他生日的时候,从每家商店得到3万
上海金圆券作为礼物……
关于1931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礼物,我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个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块16磅重的火腿,两只活火鸡,12磅糖,4磅上等
茶叶,一只精致的筐里装满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这一切都是罗尔夫从上海市
政局的中国建筑企业家那里得来的礼物。另外一个企业家与罗尔夫几乎没有交往,
送了我们一张价值100多金圆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购物支票。接受这类东
西在中国或者在局里并不是不诚实的,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封信里,我还提到我的阿妈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个扫大街的工人。
她有一个24岁的儿子,失业了,罗尔夫或许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里。她那15
岁的女儿每天去一家店铺弹棉花,每天挣10个分币,有时挣10个分币5个铜板(一个
铜板相当于半个芬尼)……
在我最为美好的回忆当中,只有少数几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
是1932年我们在一家饭店的聚会,到场的有奥托·布劳恩和他当时的生活伴侣,这
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格里沙、里夏德和东道主,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头发、黑
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别人一样称呼他弗雷德。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为什么
聚会的,那是一个高兴的晚上。奥托的妻子的年龄跟我一样,同样也在青年团里参
加过体育锻炼,我们以巨大的灵活性练体操。弗雷德那纵情的笑声既粗扩又欢快,
他的声音好听,会唱许多歌曲,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他是这天晚上的中心。
两天以后,里夏德让我去给弗雷德送材料,这材料装在一个不适用的长长的硬
纸筒里。弗雷德跟我闲聊了一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兴趣广泛,或
者恰恰因为我对他并不熟悉,我对他讲起了我与罗尔夫之间的矛盾,我问他我们是
否应该为了工作而离婚。弗雷德耐心地听了我的话,他说他非常感谢我对他的信赖。
我已经不记得他提了什么建议。三个小时以后,当我走的时候,我才想到,递送这
个纸筒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是在考验我是否适合做这种工作。
多年以后我在一张“马德里英雄”的照片上又认出了他。原来他是曼弗雷德·
施特恩,他就是那个以克雷伯尔的名字而著称的指挥官,马德里前线的保卫者和英
雄。在德国他参加过1921年的三月斗争和1923年的汉堡起义,在中国他于1932年成
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西班牙内战以后,他成了红军的高级军官。
我和里夏德、保尔、格里沙、弗兰茨、马克斯到黄浦江对岸的上海进行了一次
郊游,关于这一次郊游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东去了一趟,它位于黄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对面,这是一个工厂区。
我们拜访了中国基督教徒协会的实验区。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学校和大约30栋工人
住宅,月租金4个马克。我问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挑选租房人,当然他们必须是基督教
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40到60上海金圆券的收入,这就是说,只有工人贵族才
允许住进来,因为这是一种高工资……
然后我们去了乞丐、苦力和失业者们的土坯棚。棚子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