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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其小焉者耳。
意思是说，仔细想来，模棱两可确实是保全自身的良策。然而因推诿而模棱两可，受其害也在在有之。原因在于太过于世故，就会自以为智谋太巧，常常会并其不必避讳者也避之，就会连本应该作的也不去作，往往因此坐失良机，留下祸根，甚至于不可收拾地步。此士人被狐讥笑，尚是小事。
为此，纪晓岚讲了另一个故事。
甲与乙邻居世好，幼年同嬉戏，长大后为同砚席，相契如兄弟。两家男女时相往来，虽有隔墙，犹如一宅同居。
有人为甲妇造谤，说她私通其表弟。甲探访无迹，然而疑问不释，于是密以情况告知乙，请求他代为侦察。乙一向谨慎畏事，坚谢不能代理。甲因此私下以为乙未侦而谢不能，是知道其事而不肯代为侦察，遂不再问，亦不明言；然而由是不答理自己的老婆。
甲的老婆无以自明，竟郁郁而死。死后附魂于乙说：“亲莫亲于夫妇，夫妇之事，我夫却密请你侦察，由此可见他信任你何如了。假使你力白我冤，甲的怀疑必定会冰释；或者你能表面答应他的请求，而慢慢地告诉他此事本无根据，甲的怀疑也必定会冰释。而你却担心如侦得实据，不告诉甲则有负甲的信任，告诉甲则担心你会因此受人怨恨。所以你要置身事外，恝然自全，致我死恨于泉壤，实在是杀人而不操兵啊。今日我控诉你于冥王这里，你可自己前往对质。”乙不久竟颠痫数日而死。
而甲也说：“所以需要朋友，为的是他能缓急相资啊。如果此事可欺我，又岂能欺人？关系疏远的人或可欺，又岂能欺你？我以心腹话托付给你，如无其事则自当言无，直词责我勿以浮言离间夫妇感情；如果真有其事就应该密告于我，使善为计，勿以秽声累子孙。你却视若路人，以推诿启疑窦，何贵有此朋友哉！”遂亦与之绝交，乙死，甲竟不往吊。
为此纪晓岚说：“乙岂真欲杀人吗？只因他世故太深，则趋避太巧罢了。然而他担心小怨，却招致大怨；担心一人怨恨，却招致两人怨恨。终于至杀人而以身偿，其巧又在哪里？所以说：非极聪明人，不能作极懵懂事。”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儒生士子经世理想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所表达的观点，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调和观点。
他认为，在儒生士大夫经世理想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冲突中，虽真理在握但却无权无势的士人不言而喻地处于失败一方。然而，在某些特殊的境况下，具有一定文化影响的士人经世又有可能造成一时的封建秩序紊乱。南宋末陈东与明末东林党人，便曾经搅得宋明统治者大不安宁。
陈东是北宋末太学生运动的领袖。在金军大举南进、北宋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势下，他多次和众太学生伏阙上书，抗击权奸，敦促政府坚决抗金。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兵临东京城下，钦宗与宰相李邦彦罢免力主抗战的李纲之职，拟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地以求和。陈东率太学生在宣德门上书，要求罢免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城中军民数万人纷起支持，包围皇宫，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数十人。声势浩大的军民抗议活动，逼使钦宗宣布重新任用李纲。但此时的北宋小朝廷，苟安国策已定，仅在一年之后，李纲再次被罢相，陈东亦被宋高宗、黄潜善以“鼓众伏阙”的罪名处死，临刑前，陈东慷慨而言：“畏死即不肯言，已言肯逃死乎？”从容赴死。
对于陈东之举，纪晓岚的评价是双重的：既褒奖陈东的“忧国”之心与敢于掊击“人不敢触之巨奸”的豪气，又反对他危害封建纲常秩序：
东以诸生愤切时事，摘发权奸，冒万死以冀一悟，其气节自不可及。然于时国步方危，而煽动十余万人，震惊庭陛。至于击坏院鼓，脔割中使，迹类乱民，亦乖大体。南宋末太学之横，至于驱逐宰辅，莫可裁制，其胚胎实兆于此。张浚所谓欲以布衣持进退大臣之权，几至召乱者，其意虽出于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
对于明末东林党，纪晓岚也有相似意见。
东林党崛起于明万历年间，其时明王朝统治危机日趋深重，被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等，聚于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企图挽回颓落国势。一时之间，“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人称“东林党”。在以后数十年中，东林党一方面反抗魏忠贤阉党的黑暗政治，另一方面又与浙、齐、楚、宣、昆等对立党派围绕朝政，展开激烈党争。纪晓岚推扬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等，“风节矫矫”，“皆一代名臣。”“迨魏忠贤乱政之初，诸人力与搐柱，未始非谋国之忠。”但却决不赞同他们以超轶封建政治秩序许可的方式去干涉时政，这就是“聚徒讲学”：“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于是，“祸患卒隐中于国家。”
因此，纪晓岚认为，意切时用的经世精神固然可嘉，需要亟亟提倡，但它只能限于“稽首青蒲，正言悟主”的正宗方式，封建政治秩序、君臣纲常大防是“经世”不可逾越的界限。
方圆实战：阅历是妥当处理事务的最终依托
书生往往坐而论道，且食古不化，从本本出发，冥顽异常。纪晓岚推崇实践，他认为“世间万事须阅历”，模棱与否、认真与否，全看实践是否需要，全凭自己阅历经验判断。
学术致用的关键，不仅在于贴近现实与实务，而且必须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有切实把握。这种把握往往无法得心于书本，而必须依赖于经验性的实践活动，进而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对理论的经验性予以高度重视，遂成为实学思潮的重要特征。吕廷翰云：“验之于物而得之于心，乃为真知。”焦循云：“实测而知”、“证之以实”皆表明了相近的致思趋向。
纪晓岚对经验性的“实行”或“实践”高度重视。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人们熟悉的“寻访石兽”的故事：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山门圯于河，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钯，寻十余里无迹。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颇乎？’众服为确论。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
老河工之所以对石兽踪迹有准确预测，乃在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对石、沙、水流三种因素进行动态的综合考察。讲学家之所以判断失误，在于他仅仅从“究物理”出发，“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忽视了实际中的千变万化。纪晓岚以老河工与讲学家的得失相观照，正是为了彰扬“实行”，批评“据理臆断。”
乾隆二十七年冬，纪晓岚从北京赴福建任学政，东渡黄河时，千里一泻、盘涡十丈的激流激起纪晓岚万千思绪。他回顾商周以来的黄河之患，更反省千百年来治河的种种教训，在“众手捩舵呼邪许”的船工号子声中，纪晓岚不禁吟道：
书生每喜谈水利，尸祝欲代庖人谋。
世间万事须阅历，百不一效空贻羞。”
纪晓岚对阅历高度注重的思路亦见于《石匣城》一诗。石匣城是明代戚继光为控三卫而建筑的城堡。当纪晓岚登临石匣城，不禁大为惊讶：“邱垤互起伏，了无险可恃，云何一孤城，能捍万突骑。使我生当年，与闻军国计，据今之所见，宁不沮其事。”然而，纪晓岚是深为服膺戚继光的，他相信戚继光在如此地势上筑造石匣城自有兵法上的妙用，而这种巧妙用兵又来自戚继光丰富的用兵经验。在书本无法解答的前人经世遗迹前，纪晓岚不禁思绪联翩，发出“乌可据诗书，慷慨谈经济”的感叹。
为了“励实行”、“求实用”，纪晓岚在“一手勒成”《总目》时，着意、嘉勉经验式研究。《御定历象考成后编》提要和《天经或问》提要指出：“第测验渐久而渐精，算术亦愈变愈巧。”“《授时历》密于前代，正以多方实测，立法步算得之。”高度肯定了实测之术在天文历算演进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清人王锡阐苦心孤诣研究天文，“潜心测算，务求精符天象。”“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纪晓岚赞誉他为“覃思测验之士。”以注重实验手段著名的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也在《总目》中得到不同以往的评价。《总目·〈苏沈良方〉提要》便肯定沈括既长于试验，又博通物理，从而将“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的各自缺陷弥合，集二者优长于一身。
对于由实地考察和亲身阅历中产生出来的学术著作，纪晓岚也力加赞赏。
明人张国维曾为江南巡抚，任职期间，他兴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水利工程。以擘画水利的经验为依据，国维撰成《吴中水利书》。纪晓岚强调指出，“是书所纪，皆阅历之言”，故“指陈详切，颇为有用”，“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迥不侔矣。”清人陈仪曾充霸州等处营田观察史，《直隶河渠志》一书便作于他“经理营田时。”纪晓岚颇为看重此书所具有的实证性：“仪本土人，又身预水利诸事，于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较悉。”因此，书中“敷陈利病之议……足以资参考。”在评价“可谓有用之书”的《平台纪》时，纪晓岚也强调书中所发议论来自作者实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