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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总可以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封建主逐渐把封地变为世袭领地。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中“不可转让”的领地，称作“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硬化，也就意味着地区间联系的割裂，意味着农民对封建领主依附关系的加强。从控制论角度看，各部分之间联系削弱，就是一个大系统解体的过程。
查理大帝国建立不久，公元九世纪初，大部分来邑蜕变为封建主世袭领地，庄园中的生产者——自耕农、半自由民、隶农、奴隶逐渐地融合为农奴阶级，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强。于是，对王权的离心倾向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北印度德里苏丹政府和以后的莫卧儿王国，也都是由于赐封土地变为世袭以后，贵族领主不再服从王权，军事封土制受到破坏，最后出现分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受封者演变为世袭领主、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日益猖獗；另一种是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恩格斯在分析法兰克封建社会形成过程时，曾精辟地指出封建化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我们把这两种趋势统称为封建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贵族化趋势。
随着贵族化趋势的发展，那些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必然瓦解。拥有土地、财富和私人武装的贵族领主，成为军事割据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史中，很多依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封建大国，都是这样衰落、瓦解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统一后不实行分封管理而采用郡县官僚制，是否就能遏制贵族化趋势而避免分裂割据局面呢？那么不一定。日本大化改新是个典型例子。公元645年，日本皇室和部分到隋唐帝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一起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和旧贵族展开激烈斗争，终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大化改新以我国隋唐为楷模，废除了官位世袭，实行郡县制和征兵制。它在经济上也效法我国唐代，实行班田制，把部民解放为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配一次土地，国家对地主和农民征收赋税，死者土地归还国家。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六年一班的制度在贵族化浪涛的冲击下，不得不改为十二年一班，二十年一班，五十年一班。九世纪中叶，国家官员已贵族门阀化，许多庄园获得不输不入权，即不向国家交租税，国家检阅田地和征税的人员不得进入庄园，终于形成一个个在行政司法上独立的贵族领地。这样，日本出现长期的分裂局面。
问题并不在于名义上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国家即使名义上不搞分封制，贵族化倾向亦可迅速使官僚演变为贵族领主，从而导致封建统一国家的分裂。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它最瓦解统一的封建国家强有力的因素；对于分裂割据局面，它却是一种稳定因素。能否维持一个封建大国的稳定，关键在于国家有无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遏制贵族化倾向所导致的分裂趋势，而一体化结构正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2。6一体化功能之一：对分封制的调节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分封制的演变历史。
周代是实行分封制的。周的疆域很大，近年来出土文物表明，现在辽西一带已属于周的版图。为管理这样大的国家，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周代中央王权也有不断衰落的趋势，这与我们在2。5部分的分析是符合的。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我国实现一体化结构的开始，它还很不完善。当时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的。汉高祖曾大封天下，分封对象是皇亲国戚和有功之臣。一种是分封“列侯”，共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但他们只享有税收权，实际上并没有行政权。另一种是分封“诸侯王”，受封者主要是皇亲国戚，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当时，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只有十五个，而诸侯王占的郡就多达三十九个。诸王在自己的封地上不仅能征税，而且享有相当大的行政管理权，甚至有任免二千石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的权力，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显然，这种分封制迟早要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果然，几十年后诸王起事，吴王刘濞在封国征兵二十余万，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但是，汉帝国已建立了一体化结构，这就和周代大不相同了。周天子在诸侯势力膨胀时，不得不依靠这个诸侯去打那一个诸侯，其后果是加剧了诸侯间的争斗，造成挟天子以令诸侯，霸主轮流坐桩的局面，加速了中央王权的衰落。而汉代则可以利用一体化的官僚机构来对付分裂倾向。早在吴楚之乱以前，有远见的官员贾谊，在做梁王太傅时就上治安策，疾呼强化中央集权，克服中央皇权与封国“平居不可屈信（”信“意为”伸“）”的局面。他建议众建诸侯、剖分王国，以削弱诸王。汉文帝就采用分地的办法来削弱诸王势力。他采纳晁错关于‘削藩“的建设，用中央军击败吴楚七国的叛乱。此后，汉景帝加强郡县制来遏制割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汉武帝时，汉王朝把直属中央的郡增加到八十多个，将盐铁业从少府改属大司农掌管。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所谓的”推恩令“，进一步削弱地方封国的势力。同时，汉武帝还迁豪强于茂陵，以”内实京师，外销奸滑“。这些措施，推恩是虚，削弱地方割据、加强中央集权是实。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夺去了一百0六个贵族的爵位。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体化结构得到了巩固。可见，如果有一体化结构，即使出现了由分封制带来的贵族化趋势，甚至发生了武装叛乱，中央集权政府也可以用一体化的组织力量来削弱并克服它。
我们将西汉时期封户数量的变化制出一图（图2），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侯受封后不断扩充自己掌握户数的贵族化趋势，如ABC线所示。如不控制，必将引起分裂割据。而BC线表示汉王朝从公元前160年就开始的夺侯等控制行为造成的实际情况，中央王朝利用一体化调节力量不断削弱了各侯的势力。这个图是很有说服力的。
唐代，唐太宗曾经想实行一种宗室勋贵的州刺史制度，即让上层贵族和功臣当刺史，官职世袭。可是，在殿前会议上，魏征就带头反对，他认为州县制更有利于中央统治。唐太宗不听劝，于公元631年下令执行这种州刺史制度。公元637年，有皇弟、皇子二十一人当上了州刺史，唐太宗又令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也担任这种世袭的州刺史。立刻，有不少儒臣上书谏阻，而长孙无忌等也表示不愿出京当刺史。唐太宗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于公元639年下诏停止这种制度。这个例子说明：当一体化调节力量强大时，某种可能实行的贵族世袭制度在其萌芽阶段就被遏制了。
2。7一体化功能之二：限制人身依附关系
过去有不少历史研究工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较弱，是地主经济造成的。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农民的管理权从土地占有权中游离出来了。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似乎还不够全面。土地买卖、商品经济固然可以起到削弱人身依附关系的作用，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能够保持自耕农地主经济的相对稳定呢？
我们在本书2。5部分阐述过，小农经济具有自发的贵族化倾向，它在经济上表现为自耕农农奴化，使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如不控制，它必然导致自耕农经济的瓦解。正如法兰克王国的农奴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自耕农转化过去的。贵族化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存在的。皇室、贵族、豪门望族和大地主，都在尽力把原由封建国家控制的农民和破产逃亡农户变为自己的控制对象，如“私属”奴婢、仆役之类。这种趋势不控制，也会引起自耕农和佃农农奴化。而中国封建大国则一直是利用一体化力量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靠官僚机构括户括民，向地方豪强争夺生产者。
历史事实证明，随着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增强，地主和农民之间人身依附关系在不断减弱之中。秦代时，从法律上说杀奴的权力已归国家掌握。秦律规定，小隶臣“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厩苑律》）。汉代，官僚机构进一步限制主仆之间的依附关系，甚至连报官杀奴也不行，奴婢”犯法“要由国家处置。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除去主人的杀人之威。史书记载，贵族史子回的妻子，因绞杀侍婢，”为人所上书言，论弃市“民西汉末年，王莽的儿子私杀奴婢，王莽迫其自杀。宋代已有法律规定，贵族和地主不能私设公堂，不能对佃农”私第处罚“。北宋七宗天圣年间还发布过这样一道诏书：宣布佃户有退佃的权利，如果主人非理阻拦，可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