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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互相联系的角度，即从内部通讯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小农的组织能力的。马克思还特别清楚地指出过：“… 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和现代控制论原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这里所讲的通讯是广义的，它包括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而一个社会的通讯发达的程度，一方面要受到生产水平——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制约，另一方面要有实行通讯联系的通道和工具，此外，要存在着执行联系功能的人。
用控制论关于通讯和组织的理论来看封建社会的分裂割据问题，是非常清晰的。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每个庄园都生产着它需要的食物、衣服、工具和其他货物，庄园中有磨坊、面包房、酿酒房和店铺，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木匠、旋工等十余种工匠，还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教堂。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经济、政治、文化单位。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和封建义务，他们的生活乐趣和爱好，和他们所站有的庄园是紧密结合的。这使得他们一般不可能、也投有必要建立一种超越所辖土地之上的广泛而又经常的联系网。而农奴也不能执行社会联系的功能。因为在封建庄园中，“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每个封建来邑都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地方性。而庄园之间的交通也极不畅通，道路毁坏，河流不通航，甚至在桥梁、渡口和集镇上封建贵族都设有关卡征收通过税，商业普遍衰落。这种分散的经济结构和低下的生产水平，不产生密切交往的需要，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古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广阔地区间经常性的稳定联系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需要区别两个概念：生产水平的高低和社会交往程度。固然一个社会地域之间联系的发达程度和生产力、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这种稳定的联系还要取决于它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社会组织中是否存在着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的阶层。如在某些奴隶制国家中，生产是奴隶主对奴隶采取分工使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这些奴隶制社会内部交往密切，并需要频繁的商业贸易。在有的奴隶制社会中，充满尚武精神的部分自由民以及官僚大贾们可以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因此在生产水平很低，整个社会科学技术也不发达的奴隶制度下，有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大国。著名历史学家场因比在分析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一个持久而稳定的政府时，也很重视它依靠自由民、雇佣兵及商人这些阶层来组织国家机器。在罗马共和国建立初期，基本上是由贵族充当国家官员。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管理也越来越困难，罗马帝国就从自由民和商人中召募官员。最后，自由民和商人完全取代了贵族。罗马奴隶制大国之所以能够较稳定持久地存在，是和商人、自由民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分不开的。当时，地中海的水上交通频繁，罗马官道以罗马城为中心，轮辐般通往各地。这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原有含义。拉丁文是当时通行语言，历史学家都公认罗马官道和拉丁语对维系罗马帝国稳定的重要性。从控制论角度讲，水陆交通、语言文字起着物质与精神的通讯交往的通道作用。
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比奴隶制社会进步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反而不如某些奴隶社会。这说明生产水平的高低与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即使是一些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封建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社会内部交往的程度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和世界上许多封建国家不同，具有大一统的特点，正是由于它独特的结构，以及发达的内部交往和存在着特殊的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所致。
2。 3儒生、官僚及语言、通讯工具
为了便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在内部交往程度方面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别，我们从执行区域之间联系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内各阶级、阶层的组织能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生产者。马克思对欧洲小农的分析，对中国农民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成分，小农将组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个个分散的宗法村社。农民是封建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动生产提供了封建大国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但农民不能成为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的活动很重要，但受到种种限制。和西欧封建社会一样，执行着地域间经济交往功能的商人，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小，也不是封建大国的主要组织力量。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皇室、贵族和地主。如果他们之中不分化出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只有农民、农奴、商人、地主、贵族、皇室所组成的社会一般是封建小国。秦汉帝国建立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分裂割据的形态。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地可以买卖了，政治结构中出现了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十分活跃，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就描述了士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士是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僚机构成员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封建大国的建立，是和存在着士这样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社会成分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执行着主要社会联络功能的士的组织能力如何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生动地描写了儒生从小远离家乡而老年回到故土的复杂心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于地主阶级（当然也有极少数来自于农民），优越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有闲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习儒家经典，游览大山名川，千里迢迢求数千名师，或在深山书院中苦读，并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一旦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被选拔为国家官员。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的，这就使得儒生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中国儒生的游学、游宦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顺便举一个例子，著名清官海瑞是海南岛人。他1554年考中举人后，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作儒学教谕，1558年被调往浙江淳安任知县，1562年削职进北京，1563年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1564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1567年又调往南京任右通政，接着又到苏州任应天府巡抚。后来，他辞官在海南岛老家闲居十六年。1584年他又以七十二岁高龄调往南京任南吏部布待郎，上任时，路途奔波两个多月。象海瑞这样由中央政府纵横万里、接连调动的官员阿止成千上万！以清代昆明县知县的变更情况为例，从顺治到道光年间约一百八十年左右，历任知县四十二人，其中除二人为满籍外。有三十九人来自闽粤江南或北方。根据这个材料可以算出，这一时期昆明知县任期平均为四点五年，出任知县的绝大多数人是外省儒生。可见，官员流动何其频繁。历代官僚占总人口比例并不很高，通常在百分之O点五以下（见表1）。但历代王朝就是依靠官僚搭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的骨架，由各级官僚指挥军队和带领办事人员（吏），从而组成巨大的官僚机器，维护封建大国的统一。
表1几个主要朝代封建官僚情况
┌───┬────────┬──────────────┬──────┐
│朝代 │官员数 │人口数 │官员占总人口│
│ │ │ │ 的百分比 │
├───┼────────┼──────────────┼──────┤
│西汉 │ 132，805 │59，594，978（公元2年） │0。22％ │
│东汉 │ 152，986 │56，486，856（公元157年） │0。27％ │
│ 隋 │ 195，937 │46，019，956（公元609年｝ │0。42％ │
│唐 │ 368，668 │52，919，309（公元755年） │0。7％ │
│宋 │ 24，000 │ │ │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