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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含义。如果我们到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去游玩，除了少数残留地面的遗迹外，我们几乎不能发现它和普通农村有什么区别。当年的楼台亭阁早已不见了，这里变成了农舍、藕塘、稻田和芦苇荡，群蛙在咯咯地叫着。但我们如果从飞机上鸟瞰圆明园遗址，就会大吃一惊。将当年圆明园设计者绘制的蓝图和飞机上拍下的遗址照片一对照，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一百多年前的精心设计和布局历历在目。人们只要一看这幅照片，就可以断言它是一个辉煌的文明遗迹（图27、图28）。这是站在圆明园荒地上的观察者所不能获得的强烈感受。确实，圆明园可以给历史研究以一定的启示。历史是亿万人生活、生产、创造的洪流，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各种细节总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我们只限于细节或局部，或者只看到丰富而又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那就容易局限于人类短期活动的产物。如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朝代前期和后期也有极大的差异，而且因不同的地点、人、事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惊人的丰富性和可变性。但是，如果从结构角度来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就可以发现秦汉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具有宗位一体化结构，是一个具有双重调节机制的超稳定系统。它是我们民族两千余年间文明活动的轨道。
9。2宏观分析与建立模型
既然社会结构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和物又数以亿万计，关系错综复杂、变化万端，那么如何去把握它呢？这时，控制论往往来用宏观分析的方法。把组成系统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分成几个不同的类，把每一类要素及关系看作一个有着内部结构的子系统，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代表着不同类的要素及关系之间的联系。
生态学研究往往应用模型方法。生态系统的要素是不同的生物个体、物种以及环境。但是，生物个体数目成千上万，如果把每一个生物个体都看作一个子系统，那么生态结构将复杂得难以入手研究。这时，科学家就把系统有关的生物划为某几类，有相同关系的归为一类，并把个体间千变万化的关系也分类，定型化为一种物种和另一种的食物链关系、共生关系等。这样得到的宏观模型相对简单，但又可以反映生态结构的本质。我们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借用这种宏观分析的方法。
社会关系网虽然错综复杂，但从宏观分析角度来看，可以分解为以下几张最主要的关系网。第一张是经济关系网。人必须赖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才能生存，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它包括生产方式、劳动组织、货币、信用、交换、计划、超经济强制等等。第二张关系网是政治关系网。它包括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虽然政治权力往往和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直接有关，但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力量，国家组织、军队、司法机构等等是它的具体形式。第三张关系网是思想文化关系网。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习惯心理以及宗教、信仰、世界观把人们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除此以外，还有家庭血缘关系。经济、政治、文化、血缘是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四张基本关系网。
如果把这四张关系网分层次的话，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同一层次的，家庭血缘关系是低一层次的。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越追溯得远古，社会组织中血缘关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社会的进化，血缘关系逐渐成为低一层次的关系，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所以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是利用1。8部分中图1所示的框图来表示结构。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代表布及整个社会的某类关系网，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就是这三张关系网之间的联系。对于每个具体的人，他都同时隶属于这三张网。
还有一个问题，人与人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内环境又怎样表示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层物质文明外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层物质文明外壳也在加厚，它们是工厂建筑、耕地、工具、机械仪器、书刊报纸等等区别于自然物的文明创造物，反映着人类认识、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发展水平。这个文明外壳又可以叫作人类生活的内环境，具有历史继承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文明外壳也看作一个子系统，人类通过这一子系统和自然界发生关系。
这样，我们分析社会结构时，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外面还有一层文明外壳（内环境），如图29所示。这个模型框图，是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的理解，用宏观分析方法画出来的。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物质文明外壳在一天一天地增厚的。它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它促使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以适应它的发展。在古代，人类社会的某些阶段（如封建社会），生产力进步相对缓慢，物质文明结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这样，我们往往可以把物质文明要素分类归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使分析得以简化。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研究，正是采用简化了的方法，并把重点放到社会结构内部的三个子系统中。但最，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或者研究人类文明大尺度转化，就不能不特别考虑物质文明结构的巨大影响。
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应用控制论方法研究物质文明外壳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以及它们演变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但由于本书论题的范围所限，不能进一步展开讨论。
9。3稳态结构及其适应性
我们把社会结构分为几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以后，怎样进 一步分析它呢？一种情形是力图用单向因果的方法来研究它，如认为其他子系统完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这虽然也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精确的方法；所以在强调反作用时又常常引起混乱。控制论认为，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十分明显。恩格斯明确提出过系统问题。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物体的一种总的联系”。
为了说明控制论方法的这个重要特点，我们分析由森林鹿和少见的鹿的捕食兽共存的生态系统作为例子（图30）。显然，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这种互为因果的系统，可不可以用单向的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来研究呢？我们认为是不能的。1907年，美国开巴高原大约七十万亩的森林中，有大约四千只鹿和一定数量的狼、山狮等捕食兽。如果用单向因果关系来分析，那么显然，捕禽兽的存在是鹿的数量不能增加的原因。人们为了增加鹿的数量，以为只要消灭了捕食兽就行了。1924年，捕食兽几乎被杀绝。果然，在很短的时期 内鹿的数量猛增到十万只。然而，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十万只鹿几乎把森林吃光，大批鹿饿死了。整个系统迅速趋于另一种结构；森林毁灭，鹿和捕食兽都近于灭绝。
可见，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寻找单向终极原因的。事实上，鹿、捕食兽、森林三者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各自的数量（或面积）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相互适应才能共存。在整体上说，不存在一个子系统的数量最终决定另一个子系统的数量的情形。相对稳定的适应态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森林的生长速度要跟得上鹿群等消耗植物的速度；鹿被吃掉的数量和鹿的繁殖速度大致相同；捕食兽维持在鹿群刚好养活它们的水平上。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称为系统的稳态结构。离开这种稳态，整个系统就解体了。
当外来干扰不大时，系统内部存在的调节作用会自动趋向适应态。如鹿的数量超过了适应态所允许的范围，就会使得捕食兽因食物丰富而相应增殖。但捕食兽增多又反过来使鹿的数量减少。鹿的数量减少又使捕食兽自动减少。这样，通过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鹿和捕食兽的数量又都拉回到适应态。三者是通过相互制约保持各自稳定的。只要外来干扰没有大到这个系统内在的调节机制不可克服的程度，系统的稳态结构就不会打破。但是，如果人们大量枪杀捕食兽，就会造成原来稳态结构的破坏。但这一系统仍要趋向一个新的适应态，即森林面积很小，鹿很少，捕食兽很少的状态。这一状态三者的关系也是相互适应的。自然界大量存在的生态系统一般都有自己的稳态结构。
关于社会结构。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共同之点。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互相适应的关系。控制论指出，不管这些系统的内容怎样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如下四个特点：
（1）各子系统相互适应时，整个系统达到某种稳态，各子系统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