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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结构的冲击，是从补结构入手的。这就使补结构对融合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颇为奇特的作用。补结构就好比牛的反刍胃一样，先把那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吸收、贮存起来，创造一个咀嚼消化的中转站，经过这一过程，再求得与原先占正统地位的儒学的融合。回顾佛教从西汉传入，到魏晋南北朝的泛滥，再到隋唐时的中国化，直至来代与儒学的融合，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看作冲击、被补结构吸收，再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融合这三个阶段。
关于佛教对中国的冲击，我们已在第七章中进行了分析。被补结构吸收阶段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和佛教并没有实现融合，但佛教已和玄学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生搬外来文化的法相宗却逐渐衰落了。尤其是禅宗影响更大。唐末，信佛的善男信女已超过了信奉道教的人数。唐宋道士杜光庭曾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个统计：唐以来宫观共一千九百余，道士有一百五千余人，不及佛教徒的二十分之一。不独是下层百姓信菩萨，就是知识分子中“居士”也日益增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也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可见，佛教已成为官方哲学的反对派，尤其是禅宗已逐渐取代道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补结构了。唐代官方反佛毁佛的斗争非常激烈。韩愈就主张运用政权的力量灭佛。李德裕任宰相时发动毁佛运动，一次拆寺庙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
由于唐代还处于补结构吸收外来宗教阶段，所以两种文化融合的成就主要是表现在文学艺术上。隋唐两代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而大思想家和哲学家却很少。文学艺术的繁荣，反映了中国文化开始吸收了外来成果，在形象和感情上的融合获得了成功。但在理性上，儒学正统还在顽强地消化着外来文化。
补结构先吸收外来文化，对于意识形态结构的发展很重要。儒学直接消化佛教是困难的，但它的补结构道家象一个供反刍的胃那样，先把儒家不能消化的佛学吸进胃中反刍，使得佛学不至于因为不能很快地被儒家消化而排泄出去，也不至于不协调而引起混乱。佛学在道家这一补结构中获得了存身与发展之处，为儒家与佛教融合创造了条件。
隋唐第二阶段完成后，来临了儒学大发展。这就是宋代。这一阶段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哲学家，把中国儒学推向了理学新阶段。
宋以前，儒学体系的特点是其伦理行为结构及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尤其是伦理行为结构，但世界观、方法论就显得比较薄弱，处于婢女的地位。董仲舒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把阴阳家的理论和迷信引入儒学，企图以“天人感应”来加强儒学世界观。但这种带有低级迷信色彩的办法终不能持久。东汉王充就开始批判它。佛学是一个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相当深刻和细致的宗教思想体系。儒学逐渐意识到必须吸收佛学在哲学上的深刻内容。宋明两代有一批杰出的哲学家相继崛起，完成了儒、佛、道的融合。
张载对佛学的批判已经显示出一条融合的道路，儒家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可以吸收佛、道的长处，建立在一元的基础上，行为和道德可以从世界观、方法论中推演出来。周敦颐、邵雍等人，“有意识地吸取佛教和道教中的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程颢、程颐二伯仲，明确提出理在气先，认定“万物皆是一理”，“有理而后有气”。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正如任继愈指出的那样，“朱熹既直接继承了禅宗的思想，也继承了华严宗的思想”，华严宗的“一即一切”的神秘主义观点，禅宗的“一法遍含一切法”，和朱熹的“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精神是一致的。朱熹把儒学奠定在统一伯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作为一个反佛的儒学大师，朱熹不是象张载那样从唯物论的角度批佛学，而造成其理论体系不够内和谐。他对张载的理论来了个颠倒。他意识到佛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不能与儒学有为的伦理行为结构相和谐。他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都不见。他皆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怎能把做人的封建关系忘掉呢？他巧妙地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实现了理学体系的内和谐。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观、王充对董仲舒的目的论的批判，把张载以及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的思辨精神，统统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世界观、方法论薄弱的短处被克服了，历史经过了一千年。万物起源皆出于理，理生气，气生万物，理又规定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理学的出现大大巩固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一体化结构十分适应，封建王朝的控制能力也增强了。
8。8理学的僵化与反僵化斗争
儒家学说发展成为理学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它僵化的开始。所谓顶峰状态，就是高度的外适应与内和谐的实现，这也就使意识形态缺乏外在和内在的发展动力，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盲目崇拜对象。任何事物停止了发展，就意味着僵化，意味着日益脱离实际。它企图永久地束缚人们的思想，这就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批判和反抗。因此，宋以后哲学思想派别的斗争。不再是以儒家和道家、佛学的斗争为主要形式了，道家和禅家已成为对理学无害的补充物，儒家内部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正统意识形态和补结构的斗争，让位于其内部反僵化的斗争。意识形态结构僵化主要表现为：一，禁欲主义成为重要内容，在行为、伦理结构中引入僧侣主义；二，与现实日益脱节，沉醉于繁琐考据与自我修养之中；三，丧失了对不同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容忍能力，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
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的口号。理学之前，“仁”作为行为伦理结构的核心，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它强调不忍和将心比心，主张把爱心推己及人。虽然它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欧主义的色彩并不很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明确声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继承了二程的“道心”即天理的思想，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鼓吹“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有学生以吃饭问题问天理与人欲之分，朱熹明确回答：“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理学占正统地位后，我们很难再找到象李白、杜甫那样月下饮酒、舞剑吟诗的诗人了。禁欲主义象裹脚布紧紧缠裹妇女秀美的天足使之畸型那样，给中国人民穿上了紧身衣，扼杀了创造精神，并杀死了不少企图反判禁欲主义的男男女女。
宋明以后，哲学家在先有“理”还是先有“气”，“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哲学家们把同一体系中的概念之争看得格外重要，而经传训诂引证也显得非常要紧。同时，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变本加厉地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儒家丧失了开明的教育家的形象，成为顽固的道学先生。理学使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失去了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自由探索精神。学风也为之一变，注经、训诂成为学问的价值标准。
正因为理学的僵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种历史现象：明清以前的科学家、发明家不少人是官方哲学的拥护者，有的本人是朝廷官员，如张衡、袓冲之、葛洪、孙思邈、郭守敬、沈括等。但明清以后的大科学家则不少来自民间，如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王清任。这说明日益僵化的理学已经不能网罗那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
实际上，封建大国的正统意识的僵化，正反映了超稳定系统的僵化。它表现为超稳定系统的两重调节机制减弱。仅《明实录》中记载的洪武年间的大大小小农民起义次数就有二、三百次。而明王朝崩溃以后，其修复机制也显然不那么灵了。这个历史任务是由满族贵族完成的。
宋以来，思想战线上反僵化的斗争代不乏人。比朱熹稍晚的叶适、陈亮就开始对理学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精神由罗钦顺、王廷相继承下来，到明末李贽那里形成一个高峰。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也曾激烈反对朱熹的“格物”和“知行关系”说。他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学风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丧失了探索和创造精神。他还发表了一些反对崇拜旧权威和旧信条的言论。不过，玉守仁是企图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想借此恢复儒家的创造精神。但这不能拯救僵化。
明末清初出了一大批反对僵化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戴震、李（王＋恭）等。顾炎武认为皇帝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主张分天子之权。王夫之把理学作为一个唯心主义体系进行细致深入的批判。颜元则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程朱是“孔门敌对”，“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深刻地指出理学的反佛老是表面的，它们具有内在统一性。他说：“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朱蕉的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
可见哲学上的反思派，已清醒地看到理学与它的补结构佛老特别是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