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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了南朝学术界对儒、佛、道的融合消化的理论果实。
7。 9中华民族大熔炉一
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有过统一中国的意图，如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但真正走上重建一体化道路的是鲜卑族拓跋部。
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进兵中原。魏国迅速完成封建化，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在地方设置刺史、太守、令长；并规定中央尚书以下的官吏和地方政权中太守以下的官吏都任用文人。
天赐二年又对各级官吏的品秩和编制作出了具体规定，确定了租税和徭役制度。但北魏前期仍然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混合体。拓跋氏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鲜卑贵族，要走上重建一体化的道路就必须抑制贵族势力，需要皇权和封建知识分子结合。
早在拓跋珪时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就非常注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政，对他们“留心慰纳”。拓跋嗣即位后，正式下诏“分遗使者巡求俊逸”。拓跋焘平定关中、凉州之后立即下诏，征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都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一批著名的汉族知识分子。史书教：“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拓跋氏政权十分重视儒学教育。拓跋珪曾下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拓跋焘下诏建立太学，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儒学，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子弟进身的必经之路。拓跋弘（魏孝文帝，后改姓“元”，即元宏）即位以后，进一步在各郡设立儒学机构。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得永嘉以来芜没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郡国之学又恢复了。甚至孔子及其二十八世孙孔乘也被抬了出来，以增加儒学的号召力。
北魏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尚年幼，冯太后亲理国政，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有利于一体化的改革。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打击豪族，增加国家税收。公元485年宣布均田令，虽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均田，授田时不限奴婢人数，豪门大族所占有的奴婢、耕牛多，分田也就越多。但是推行均由制完成了一个重举的转变，这就是国家控制的缰绳再一次套在经济结构之上。均田制实行后，就可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逐步解决贵族豪门广占土地而不耕、贫弱细民劳动力有余而无耕地的状况。显然，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调动和解放。
同时，北魏统治者还利用一体化打击贵族势力。为了配合均田令，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实行了户籍制度和三长制，按地域关系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把豪强大族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显然，这是对贵族化的宗主督护制的重大打击。正如冯太后所说的那样：“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使得从中央到基层，“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行，国家行政管理及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能力都大大加强了。
公元491年魏孝文帝亲政，493年他以南征为名从平城迁都洛阳，把重建一体化的改革推向高峰。拓跋宏强令鲜卑贵族汉化。他禁胡服胡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改变籍贯，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邙山，并把鲜卑复姓拓跋氏改为元氏。他还制造了汉族、鲜卑族同为黄帝族的历史。孝文帝按照中原地区的门阀世家制度，规定了鲜卑贵族的族性，使得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同时有意识地通婚，消除民族界限。还宣布以后不再以民族成份为任用官员的条件。甚至连度量衡也规定“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这一切说明了孝文帝努力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使命。
魏孝文帝不愧是中华民族大熔炉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从小受冯太后的严格教育，熟读儒家经典，提倡文学，亲祀孔子，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他极为看重人才和勇于纳谏。王肃本是南朝人，跑到北方后，魏孝文帝马上召见他，委以重任。后来王肃在北魏制定官制，推行汉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国家一体化调节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了，庄园坞堡主和宗主督护制削弱衰落，北魏出现了百姓殷阜的局面。到六世纪初，进一步“定奴良之制”，限制贵族化。这时北魏已十分强盛，政府领户达五百多万户，但可惜的是这位少数民族政治家未能完成统一的大业，于公元499年即他仅仅三十三岁时就去世了。
魏孝文帝的儿子恪没有父亲的远见魄力，继位后宠任奸佞贵族豪门，崇尚淫侈，迷信佛教。孝文帝的事业迟滞了。孝文帝死后三十余年，北魏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但这时农民起义也开始恢复和执行自己的调节功能。这时的形势与淝水之战时根本不同了。统一中国成为历史的潮流，它已经不以某个人或某个政权为转移。至于由什么政权、什在人、在什么时机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统—的大业在北周基本上实现了。北周统治者为进一步推行一体化开展了尊儒复古运动。国号定为周，就是不想沿袭汉朝旧称，想复西周之古。这时，北朝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完全压倒南朝，而且在精神上也压倒了南朝。
继北周之后的隋，迅速实现统一大业。惰文帝定礼议正名份，封祀泰山，在京都设国子学。更重要的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制定隋律，废九品中正，立科举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从此，国家任用官员有可能不必依靠累世为官，垄断公职的士族了。终于在孝文帝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由隋文帝杨坚实现了重建封建大国的大业。
7。10超稳定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超稳定系统在内部干扰和外来冲击下失灵，又艰难地克服干扰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历史。这一反常时期，使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看到超稳定系统的一些特点。
7。1O。1 超稳定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与一体化调节能力成正比，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结构，是在生产水平不甚高、地理环境相对与世隔绝的历史条件下，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而建立的。因此，它可能受到的干扰有三类：第一类是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第二类是天灾；第三类干扰和冲击是外来文明的传播。
这三类干扰和冲击的性质是如此不同，但超稳定系统对它们的反应，却有着深刻的类似性。超稳定系统是具有巨大内稳调节力量的系统。一般说来，这种调节对各类干扰都有效。干扰对整个系统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调节能力。比如生物个体，它们无一不受到气候、病菌及其他各种干扰，但发病则取决于抵抗力。这种特点，是任何具有内稳调节机制的系统都有的。因此，抵抗力取决于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大小，也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
对少数民族和外来文明（佛教）的干扰，我们已作过分析，它们是符合上述理论的。那么，对自然灾害这类干扰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根据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对历代自然灾害的统计资料，可以制出一个统计图表（图20）。
图20表明，中国封建社会越到后期自然灾害就越频繁，但与朝代变更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当一体化调节力量强大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有效的救荒政策，使灾害不致危及王朝统治。但在王朝后期，国家内部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抗拒自然灾害等各种干扰能力大为减弱。即使国家想救灾，也只能依靠腐化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又给了贪官污吏们一次勒索百姓的机会。所以，王朝末期的天灾常常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因。总之，中国封建王朝在前期、一体化调节能力较强时，抗干扰能力也就越强；而后期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时，也就失去了抗干扰能力。
这一规律，对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受到西方冲击时也同样适用。图21中，实线表示公元1767年到1847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量：虚线为我们在4。6部分图10中使用过，表示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曲线。公元1820年以前，清朝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较小，鸦片输入量每年五千箱以下。1820年后，无组织力量迅速增长，鸦片输入量也激增至每年三万余箱。鸦片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武器。在无组织力量强大，国家控制能力减弱时，鸦片输入量就猛增。从这个例子可看出对外来冲击的抵抗能力，直接取决于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华封建帝国企图遏制西方殖民势力冲击的努力。尽管两次战争中国都失利了，但由于当时还有一定的
7。10。2闭关自守的保守性搞清楚超稳定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能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有强烈的闭关自守倾向。人们常用小农经济的保守心理来解释它。但是中国的闭关自守比其他封建国家强烈得多。奇怪的是，封建大国越是强大的时期，它反而越开明。一从超稳定系统角度去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一方面，封建大国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抗拒外来冲击；另一方面，又担心外来冲击会引起内部不稳定。这种意识使封建统治当局总是尽可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抗拒冲击，把自己封闭起来，尽量减少外来干扰。所以，历史上随着超稳定系统的日趋完备，保守主义倾向也益发强烈。宋以后，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越来越明显了，它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明初围绕“海运”的斗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一个盛大王朝初年的事，根本没有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这遭到了正直儒生的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