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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具有足够的弹性的；一方面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要相互协谐适应；另一面又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高度地一体化，用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相结合的强大调节能力去控制一切领域，这样强控制的后果必然是可悲的。因为它在社会稳定时期有效地遏制了新因素的萌芽，而它在解体时又采取脆性崩溃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是既不利于新结构的成长，又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一句话，一体化强控制不利于社会结构的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告诉人类：最重要的是有积极的创造精神，开明的态度。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都会老化，关键在于我们对新因素的萌芽应有一种扶植爱护的态度，使潜结构能够在探索中成长起来。这样，它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取代旧结构，社会结构才能发展。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及其他
我们已经变得衰弱不堪，为什么神灵学和神秘主义在我们中间产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它里面也许有伟大的真理，但是它几乎把我们毁灭了。
——辩喜
7。1一体化调节的失灵
也许有人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超稳定系统的反例。是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反常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其他王朝的特点。大一统解体了，中国陷于长期的分裂状态，北方少数民族源源不绝地进入中原。庄园壁坞林立，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商品经济普遍衰落。儒家一度丧失了正统地位，佛教和玄学盛行，文学艺术追求形式主义的靡丽铺陈的风尚，奇人怪事和才子神童辈出。甚至农民起义也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总之，我们在前六章中谈到的超稳定系统一些特点都变得不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能因魏晋南北朝而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呢？不能。这一长期分裂、又逐步趋于统一的历史过程，反而为超稳定系统结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当它受到某种不能在短期内排除的干扰时，就必将导致宗法一体化调节功能的失灵。
一体化的失灵是从农民大起义调节作用失灵开始的。我们在第五章里谈到过，这是由于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造成的。但这样说还很不够。农民大起义只是超稳定系统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仅这一环失灵并不会导致一体化完全失灵。实际上，是在大动乱使得整个社会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外部的强大干扰，这种干扰和内部无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对一体化的连续冲击，使一体化逐渐失灵。东汉灭亡后正是这种情况。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三国割据遗留下来的强大的无组织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发展、变形，甚至固化了。豪强力量发展成门阀贵族，无组织力量很快地把西晋王朝吞没了，并且与外部两个干扰源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强大的外部干扰源是佛教传播和少数民族内迁。应该强调的是，这两个干扰源都是乘虚而入的，它们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结合后，推波助澜，互相加强，渐渐干扰了一体化结构，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三百年的分裂状态。我们将魏晋南北朝这一分裂动荡的时期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亚稳态结构。之所以要用亚稳态结构这个词，是因为它是一种缓慢过渡的状态，最终还是通过排除干扰、重建一体化，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的。
7。2 中原的虚弱和少数民族内迁
我们先谈谈使一体化调节失灵的第一个原因——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和门阀贵族化相结合。
国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大入侵的时期。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确实是突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当时少数民族军事侵扰的规模还不及汉初。西汉初年，匈奴势力最大，控弦之士号称三十万，构成了对汉政权的巨大冲击力。东汉，匈奴威胁基本解决，但又面临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也很突出。东突厥曾以数十万骑围攻隋炀帝于雁门。唐高祖时（武德九年）突厥兴兵四万大举进兵中原，直达渭水桥北。可以说，从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就一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为什么偏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会成为阻碍宗法一体化实现的干扰源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灭亡以后少数民族干扰源和封建大国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又是同汉代长期执行的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分不开的。
远在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在公元49年遣使到洛阳，要求奉藩称臣，归附汉王朝，保卫边寨。南匈奴的附汉使北匈奴遭到重大打击。汉帝国对匈奴政策的胜利，使其他少数民族慑服，带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但也使干扰源缓慢地引入内部。
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从此不断有少数民族被安置在甘、陕、山西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越来越深入内地，集中到并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带了。
在东汉尚未崩溃以前，尽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但由于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所以这种胡汉杂处的格局并没有引起混乱。当东汉灭亡、大动乱发生时，南迁的少数民族便参加军阀混战了。例如呼厨单于就在公元202年归附了曹操。
大动乱造成中原地区的极度衰弱空虚，为少数民族干扰和无组织力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第六章已谈过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历代大动乱中最残酷的一次，人口杀伤最厉害。公元156年，人口尚有五千零六万余人，到公元2明年（景元四年）时就仅余五百三十七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也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这种大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它象巨雷一样，不仅击垮了腐朽的旧王朝，而且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杀伤并没有这么厉害。这样，少数民族干扰源在整个系统中越来越重要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共达八百七十万人。我们就拿这个数字来做一简单推算。东汉后期为五千零六万人，那少数民族就占百分之十七左右（实际上应低于这个比例）。而西晋人口最多时为一千六百万，那么少数民族比例则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了。
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占了总人口的很大比率，就连南朝汉人政权统治下的地区也是如此。最近有人研究了南朝当时的民族结构，指出：蛮、僚、俚三族人口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共计三百万人左右。据《宋书。州郡志》，刘宋大明几年（公元464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六万余，那么这三支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口数，就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使得汉族在人口比例上失去优势。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在汉民族人口比例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宗法一体化结构也必将受到严重干扰。民族构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要完成民族融合，克服干扰，不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族结构的变化导致阶级关系更为复杂。中原的凋敝使封建统治者有必要招引边境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要“家使出谷，平其输调”成为封建国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晋武帝甚至迫使羌族首领姚馥为其养马。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羯族首领石勒曾被贩卖为奴，他在上党时当过佃客。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纠合在一起时，农民起义的重要调节作用就要失灵。
这一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大多具有民族混杂的色彩。公元301年李特起义，参加的有汉、氐、賨各族；公元3O7年汲桑起义有羯、胡、汉各族参加。少数民族的贵族首领，往往利用这一形势采取军事行动，如羯胡首领石勒就参加了汲桑领导的牧奴和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造成了对王朝修复机制的巨大破坏。农民起义在扫荡无组织力量之时，也为少数民族建立贵族政权铺平了道路。
刘渊刘聪父子灭西晋的过程，很能说明少数民族干扰是怎样与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并利用农民起义的形势的。当时西晋内部无组织力量非常强大，爆发了八王之乱。争夺权力的八王，各自援引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参加内战。成都王司马颖招引匈奴屠各部贵族刘渊为外援。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和羯族兵袭击司马颖。东海正司马越拥有鲜卑兵三万。刘渊乘晋堂内乱之机，打出“兴我邦族”的旗号起兵。当时王弥在徐、青一带起义，汲桑在赵、魏一带起义，造就了很有利的形势。从公元304年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招为外援，同年冬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