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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喻为近代文明发展前提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三项伟大的技术发源于我国。特别是火药传到西方后，对摧毁封建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伟大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说过：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我国发明火药后，也曾用于制造武器，并不仅仅为了辟邪驱鬼和游乐。宋代开封就有兵工厂，称为“广备攻城作”。公元1040年，《武经总要》里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资料。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最早的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当时火器被用于镇压蜀民作乱。而外国用火器作战，最早为1247年的Leon之战。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这是何等强的火力和先进的装备啊！当时明政府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军火工业及供给机构。宣宗时熹峰口外御清兵之战，就是用火器打胜的。史书载，清太祖被”铁铳击之，所伤甚重“，后来身亡。另一方面，明廷因为怕”外夷“掌握威力巨大的火器，往往是在士兵临上阵时才发给火器。士兵平时没有受过使用火器的训练，打仗时不会用。于谦在他的《建置五团营疏》里，曾建议平时就把”枪炮“发给士兵，使火器真正成为他们的长技。但是，后来封建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杀了他的头。随着明朝灭亡，先进的火器技术也慢慢落后甚至被遗忘了。当外国的洋枪洋炮打入中国时，手持弓箭长矛的清军士兵已不识其为何物了。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些新式武器正是从我国的火器技术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呢？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先进技术在生产、军事中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受到大动乱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而中断了，但与宗法一体化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奇特而又畸型的用途，却不会失传。于是用罗盘看风水，用鞭炮驱邪辟鬼，反倒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失传使得后代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前辈的发现，为发掘被湮没的科学技术文明而耗去宝贵精力。最著名的例子是指南车一次一次地发明又一再失传。有人把历代制作指南车的人列了一个表（表9）。指南车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机械。它在中国历史上吸引了如此多的科学发明家和能工巧匠，使他们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再发明中耗尽了精力。
近年出土的秦青铜宝剑，历时两千余年仍熠熠闪光。经分析鉴定，其表面有一层防腐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而用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德国人是1937年、美国人是1950年才做到的。这种技术随着秦王剑埋藏了两千年。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几何原本》的翻译。明末利玛窦曾口译《几何原本》，由著名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笔录。但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只译了前六卷，利玛窦就不干了。利玛窦说：“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利玛窦似乎不相信译著会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发生什么大影响。当时有远见的徐光启急欲传播科学知识，也深知这一中断就不知会拖到何时，他感慨地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的确如徐光启感慨的那样，明朝一灭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才译出了后九卷。但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传到日本，影响甚深。而且，日本人研究《几何原本》的著作也已问世。一本西方自然科学名著传入中国，仅翻译时间就前后中断两百年，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的讨论，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史学界意见分歧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说萌芽起于宋，还是起于明清，它们都在周期性大动乱中遭受浩劫，萌芽也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萌发起来。可悲的是，它们只不过是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前进的道路是如此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去走。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边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以至于两千余年，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仍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
6。9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用超稳定系统的理论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延续的原因了。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控制论、系统论中超稳定系统的行为曲线一般如图16。
其中，波峰状态为系统稳定时期，波谷为不稳定时期。超稳定系统一般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在其稳定时期调节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重调节机制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即用振荡方式消除不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王朝盛衰变迁过程依照时间顺序画出来，就可以得到一条曲线（图17）。显然，它和上图所示的超稳定系统一般形式很类似。
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时期起作用，它主要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运用国家机器强控制，使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保持适应态，同时这种强控制也抑制着可能引起结构变异的新因素萌芽的成长。当第一重调节机制被其自身异化的无组织力量腐蚀而丧失功能时，第二套调节功能就发挥作用了，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扫荡了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摧垮无法维持下去的旧王朝，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发生剧烈振荡，那些尚未成熟的新因素也受到了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过程也中断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在此基础上完成新王朝的修复和重建。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保持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的稳定。显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超稳定系统。
应该看到，任何社会组织都是某种稳定系统。所谓稳定性，一方面是指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要保持某种相互适应的调节关系，使社会能以某种秩序维持下去，生产得以发展。那种不具稳定性的社会结构，正如生物中不适应环境的变种那样，很快就会被淘汰，被历史演变的洪流冲走。另一方面，一般的稳定系统并不能达到超稳定性。因为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任何稳态结构内部都会出现不适应，出现它固有的组织框架不能容纳的新内容的时候。这时，社会就不稳定，向着新的稳态逐步演化。而超稳定结构比稳态结构多了一重调节机制。在不可抗拒的发展变化潮流中，它内部的作用机制不是使新因素逐步建立新的协调关系，而是以周期性大振荡的方式消除对原有状态的不适应因素，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态。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史表明，大多数社会结构都属于稳态结构。超稳态系统是不多的。
超稳定结构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态模型。它在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稳定性的同时，又肯定了社会内部的不断发展变化，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这个动态模型表明，如果我们把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割裂开来看，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成为终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机制，表现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
超稳定系统结构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如果具有历史眼光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谴责中国封建社会超稳系统所造成的停滞性。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黑夜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出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尽管它是一种保守的停滞性的结构，但它内部有着顽强的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象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完整的信息。是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奇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独特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压制创造性的协调会造成长久的僵化，依靠强控制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