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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宋代很典型，北宋神宗时国内贸易总额约达三亿两千万贯，合六亿四千万石米的价值，如按当时人口平均每人每年购买商品折合米九至十一石以上，在封建社会中有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真是十分罕见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分工细致上，所谓“三百六十行”的说法，就起源于宋代。当然，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宋代商业的发达。非农业人口比例之高是公认的。
胡如雷形象地把王朝末年商品经济的病态繁荣，称之为城市肥胖症。因为流入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只有小部分转化到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去，大量的则沦为贫民，充当茶楼酒肆的佣保，斗鸡、走狗、击筑、歌舞的游手，或充当杂役，以至于：“上富之家，待而举火者五六十人。最下者亦不减二三十人”。城市肥胖症的病根并不在于城市该不该发展，而在于整个社会没有产生一种新框架来容纳这种发达的城市经济。应该指出。这种“假资本主义”过渡现象，在中、后期封建王朝的末代都很明显，不能把这种现象只看作是明代或清代所特有的，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来看。
另外，从商业贸易方面来看，早在汉末就有商业的病态繁荣现象。如西汉末年，长安、洛阳、郑州、南阳、邯郸、成都、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在王莽当政时期，南阳是大商人聚集的地区。三符在《潜夫论》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历，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可见，弃农趋末，商业市镇发达，非农业人口增加，是历代王朝后期都具有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汉代就一定有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应该把经济史与王朝的发展周期联系起来看。王朝之间被大动乱隔断，新建王朝初期的商品经济比旧王朝末期显得是倒退了。如果拿西欧的模式套中国封建社会现象，问题是无法扯清楚的。
“假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萌芽和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假资本主义”虽然表面强大，但只不过是墙头芦苇。因为它们是植根于无组织力量之中的，与无组织力量一起畸型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王朝末期无组织力量最大时，“假资本主义”也最明显。而一旦农民大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这些萌芽就象长在牛粪土的嫩芽一样，随着垃圾一块被清除了。
资本主义萌芽与无组织力量结合的突出表现是，官、商、大地主三位一体。大贾富商们与官府勾结垄断市场，贪官污吏们插手商业贸易，他们从商业资本中捞取的资金不断投入土地兼并，变为大地主。而那些投有官位的巨商和大地主，也可以通过卖官鬻爵制度成为名义上的官僚，而获得政治、社会地位。 清代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集官、绅、商于一身。浙江一巨商胡雪岩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须带，服至黄马褂。称为在籍绅士。明清著名的山陕南人、江西商人，都是在官僚机构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大地主。山西人经营票号钱庄的特别多，政府给以他们包办汇兑、贷款、代解钱粮及收捐税的特权。近代有山西富商、山西票号之称，他们一聚集了巨额财富。
从表面看来，商人、市民阶级与官僚勾结，并通过商业利润购置田产，这一过程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有类似之处。甚至，卖官鬻爵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十六世纪法国王室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不少暴发户买到了官职和贵族头衔，这种挤进贵族行列的人获得“穿袍贵族‘的称号。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王权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抑制，操纵国会。所以，这种卖官鬻爵，是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中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的一种具体途径。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卖官鬻爵制度则不然，它是政治结构中的贪官污吏和经济结构中腐败成分的结合，其结果是进一步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和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私营商业、手工业的受压制和萎缩。
中国封建士大夫和百姓历来对商人当官嗤之以鼻。他们把市井商人穿戴公侯蟒袍，倡优缀上珠玉，仆隶换上朝履的现象，视为世道崩坏的异端现象而不齿。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大商业资本的发展总是和经济、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膨胀一致的。它们也同无组织力量一样是寄居在社会机体上的毒瘤，老百姓对之仇恨入骨。所谓“老必逊幼、残必抑贵。逆天之夫，众皆敬畏”的现象，正是对其写照。所以，当王朝崩溃时，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矛头从来都是指向皇室贵族、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和富商巨贾的。无论是“假资本主义”还是夹杂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少有逃过大动乱扫荡而幸存的。
6。6 脆性瓦解的悲剧
如果我们用婴儿出世来比喻新社会结构诞生，那么这种结构的萌芽阶段就好比生殖细胞受精阶段，其结合阶段就好比十月怀胎，第三阶段就象伴随着剧痛的分娩。第三阶段十分重要。即使是第一、二阶段获得正常发育，胎儿还有可能死于难产。当然，这仅仅是比喻，而不是说可以把社会现象和生理现象相提并论。社会结构的演化，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而且是巨大而艰难的创造，它不仅需要有新结构在旧结构母体内漫长的发育过程，而且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时所要求的条件也十分严格。
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和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我们会发规中国封建社会组织解体方式是全面崩溃，我们称之为脆性瓦解；而西欧封建社会组织则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解体，我们称之为柔性瓦解。两种解体方式不同，造成了第三阶段的重大差异。
什么叫脆性瓦解呢？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一个组织突然解体了，出现了完全无序的状态，那就是脆性瓦解。所谓柔性瓦解，并不是说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是一种渐变。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总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某种无序状态，出现社会革命的剧烈振荡。但柔性解体时，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不是同时陷于无序状态，其某一子系统发生革命时，其他子系统仍处于相对有序状态，革命分阶段相继完成。
封建社会柔性瓦解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十六世纪英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纺业变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圈地运动象旋风般地在广大农村刮起，流浪权的队伍充斥社会。在经济结构陷于某种秩序中时，英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公元1549年诺福克郡爆发了两万人规模的起义，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被瓦维克伯爵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英国国王和政府操纵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与罗马教廷决裂，停止向教经缴纳贡税，并封闭大批寺院，没收其土地财产，卡尔文教、路德教等新教在英国广泛传播。尽管其间有“血腥的玛利”在位时对清教徒的残酷宗教审判，天主教一度复辟，引起国内强烈不满，但并没有酿成大动乱。不久，伊丽莎白当政，1563年国会通过了“三十九条信条”，确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在1642～1649年八年内战和革命期间，英国分为“骑士党”和清教徒“园颅党”两个敌对阵营，交通曾一时中断，贸易也有所停顿。但是，在政治结构秩序急剧变革时，国内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上仍是稳定的。就拿革命期间伦敦的粮食贸易来说，革命前从肯特、爱塞克斯、索福尔克、色西克斯等郡运往伦敦的粮食是二百七十三船。而在克伦威尔革命期间，1649—1650年，粮食贸易更加繁荣了，增加到八百零三船。当然，内战和革命对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如粮价上涨。1620年平均粮价为三十先令，1646年上涨到五十八先令，1648年——1649年上涨为六十八先令。但1646——1650年，社会工资收入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虽然同期面包价格增长了两倍。这些经济情况证明，英国政治革命爆发期间，经济仍在向前发展着，并没有出现无序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末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只要是政治结构一崩溃，经济结构马上也随之崩溃，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社会大动乱时期，物价飞涨是毁灭性的。物价的上涨，不是几倍、十几倍，而是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秦末大动乱时，米价上涨一百六十六倍，马价涨到一匹百余，最困难时一石米要值万钱。汉末大动乱时物价也上涨万倍。崩溃性的物价飞涨使经济结构马上破坏。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是脆性解体呢？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旦政治关系网碎裂，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于彻底的混乱状态。
以货币流通为例，元代以前主要使用铜币，元代以后白银的地位明显地重要了，甚至以纸币为流通手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中，使用纸币这些不是以它们本身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就必须以强大的国家政治力量为后盾。货币的稳定性要依赖于政治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常出现由于纯粹政治因素而引起物价的大幅度波动的现象。如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因有人谋刺他，便大索关中二十日，米价上涨几十倍，每石一千六百钱（原来每石约为三十至六十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波动，完全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欧洲封建社会，则以金、银、贵金属为流通手段，一直比较稳定。元代通货膨胀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元代的纸币通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