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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原始积累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如下条件：
（1）旧结构能否迅速瓦解。
〔2）新经济结构能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把旧结构中分离出来的经济力量组织到自身中来。
（3）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对这一新经济结构的成长是促进还是抑制。
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充分结合系统，新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吸收能力，并且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体对原始积累有促进作用。相反，如果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结合，即使封建社会旧经济结构在瓦解，原始积累也不可能进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圈地运动”，与中国明代的流民问题都出现于十五世纪。但前者是工业革命的前导，而后者却是原始积累的中断。
十五世纪末期，英国由于毛纺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地主、贵族、富裕农民便利用各种手段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圈地改为牧场。大批农民沦为乞丐和流浪汉，成为廉价的雇佣劳动力的来源。它迅速瓦解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失地农民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雇佣劳力，促进了毛纺业的发展。而毛纺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圈地运动。随着这一循环的反复进行，资本主义结构一天比一天壮大。
中国封建社会也出现了农民和土地相分离的现象，其规模和英国圈地运动相类似。明代中叶，公元144O年，北直隶及山西两省一百一十六个州县失地农户就达三万六千六百四十户。1468年，仅荆襄地区聚集的流民就达二、三十万，1471年达到四十多万，最高达一百五十多万。李洵指出，当时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有十分之一，即六百万人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必然充斥雇佣劳动力市场。他们曾大批涌向矿山，以至掀起全国范围的采银狂潮，冲破了政府的盗矿禁令。福建省一次被明经“招抚”的“窃矿小民”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余户。还有相当多的流民流入城市，充实小手工业、小商贩队伍。早在宣德年间，在富庶的江浙地区，苏松巡抚周忱曾向户部报告失地流民的七种去向：大户包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僧道招诱。其中所谓豪匠大约就是大手工业主，有点“资本家”的味道。明代南京、苏州一带纺织业十分发达，与流民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很有关系。明正德时，制造兵器的南京兵仗局手工工场，官家工匠六百五十五名不够用了，所以又花二千八百五十两银外雇工人。这反映出大量失地农民确实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迹象也是出现过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内没有形成结合体，企业和手工工场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不少的农民虽然从旧经济结构中分离出来，但不能成为新经济结构的建设力量。流民主要去向，则如周忱当时所表明的那样，为“大户包荫”即转化为佃农，或“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即逃入边远和控制不严的地区，开荒种地。还有一些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刚遭到残酷的屠杀镇压。更重要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不存在经济结构新因素的代表，因此，封建国家就会用种种办法来中断这一原始积累。对比一下英国封建政府和中国封建政府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都铎王朝也曾颁布过一系列限制圈地的法令，但很多封建贵族自己就加入了圈地，这些法令大多是一纸空文，压不住圈地的势头。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英国政府改变措施，把限制对象改为流民，除持有乞食特许证的人外，其余流浪汉一律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公元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颁布“血腥立法”，用肉刑和打“S”字母烙印的办法来对付流浪汉。1597年英国议会还颁布了惩治流浪者和长期乞丐的法令，法令中有对放逐的流浪者返回本国的处以死刑的条例。这些措施加速了失地农民向无产者的转化。亨利八世时期，约有五分之三的寺院土地被国家没收，这些土地以惊人的低价卖给各种投机者、租地农场主和新兴市民。这一措施加强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1700—176O年间，资产阶级政府颁布了二百零八件“圈地法令”，用国家立法手段迫使小农经济解体。
中国封建王朝则是用一体化结构抑制兼并，用招抚的办法尽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去。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英宗发布一系列安置流民法令，一方面令流民复业，一方面重申严禁隐占土地和人口。国家甚至对流民作出让步。公元1441年英宗的《大赦天下诏》中，除赦免拖欠政府的钱粮外，并允许“离乡年久，产业已成”不愿返乡的流民在所居住地区报官附籍，享受贷款并“免杂泛差役三年”。这种国家调节是颇有成效的，宪宗成化年间，聚集在荆襄地区达一百五十万之多的流民，先后被诱迫复业的达九十三万人。
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一个资本主义因素结合了的系统）和中国封建政府（资本主义因素不能结合的系统）具有不同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过程用图表示出来（图15）。其中粗箭头表示流民、自耕农、佃农的流动情况。英国流民主要转化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去了，而中国流民则仍在封建地主经济结构中流动：
6。5 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前的“假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原始积累必然中断，但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又不能阻止地主经济的瓦解，于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王朝的末期便会出现一些很奇特的现象。大量破产自耕农流入城市，商业、服务性行业十分繁荣发达，城市畸型发展，与剥削者消费有关的奢侈品生产也高度发达。从事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的人数占总人。的比例相当小。这种现象很类似资本主义的表面特征。但它只是假象。它不是预示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大动乱来临的前兆。崩溃一旦发生，这种浮华局面立刻象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假资本主义”。 揭示王朝末期这种“假资本主义”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是很必要的。因为“假资本主义”现象从反面表明，新因素不互相结合，会出现怎样的社会悲剧。
“假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特点是，王朝末期商业的高度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急骤增加。但它是扎根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
众非周知，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是与城市及城市人口的增长的历史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城市在十世纪左右兴起，十一世纪时共有八十个市镇，十三世纪达一百六十个，十四世纪增至二百七十六个。到十六世纪时，已有二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一千七百个小市镇了。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十一世纪时的百分之五，增至十三世纪的百分之十。到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个人中间便有二点五个市民。公元1534年，英国首都伦敦人口为六万，一百五十年后，上升为五十三万。全国总市镇人口为八十七万。法国十八世纪时，人口约为二千六百三十万人，乡村人口达二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占十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常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
我们先以明代为例，看看城镇的发展。明宣德年间（1426－1435），全国就有三十三个大商业城市。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有数个。如南京城、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北京城的城市贫民“不减百万”。中小市镇，更是不计其数。瓷都景德镇到十六世纪末叶，已有十万人口。当时“镇上雇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浙一带的盛泽镇、震泽镇、黄溪市、王江镇、双林镇，都是丝织名镇。明初盛泽镇仅为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庄，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到成化年间（1465… 1487）改村为市，一百年后，成为有五万人口的市镇。十六世纪末期，江南五府中，五万人口以上的大镇有四个，三万五千人口的一个，一万至二万人口的有七个。一般说来，王朝中期，非农业人口就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了。这超过英国十六世纪的水平。
非农业人口增加更是十分惊人。
在明王朝初建时，国家配给土地、推行农桑政策，务农的一人口占绝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流逝，非农业人口逐渐增加。非农业人口在王朝中期即可达百分之二十，到末期则大大超过此数。明代何良俊曾分析过这一趋势。他说，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九“安于农亩‘；过了四、五十年，因不堪日益繁重的田赋徭役，便纷纷弃农。他分析了弃农百姓的去向：到乡官人家作佣人的比以前增加了十倍；到官府干杂活”蚕食于官府者“增加了五倍：”改为工商者“增加了三倍；流浪汉也达”十之二三“。这样算下来，”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这是一篇很好的社会学调查报告。可见十六世纪末，明代非农人口已达百分之六十左右了。这些人口成为官宦人家仆役，或为官府当差跑腿，或弃农经商，或游手趁食。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说：”天下之人自力者什三四，而资余以食者什七八“。
北宋非农业人口比例也很高。毕钟游的《耀州理会赈济奏状》中说，耀州七个县，主客户共十一万三千零五十户，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五十四，而非农业户口计四万六千三百三十八户，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四口，非农业人口达百分之六十左右。 一方面是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非农业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王朝末年伊然是一个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