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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资本主义因素结合的障碍之二：缺乏中介
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还使得资本主义因素结合失去了必要的中介。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和壮大，通过两个重要的中介：一是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相结合；二是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这两个中介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起作用。
西欧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政治结构中找到代表，是通过王权与市民联盟的方式实现的，并逐步形成了市民参加国家政事的相应组织形式。英国议会制起源于十一世纪。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组织了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类似谘询的机构，它是议会制最早的萌芽。法国更明显，1302年美男子菲利浦四世为了和教皇斗争，召开了由主教，贵族与平民参加的三级会议。可见，市民阶级参政直接和王权的强大有关。意大利的consuls，英国的aldermen，法国的jures，都是市民阶级在王权干预下参政的相应组织形式。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王权之所以能成为中介，是由于王权为了与割据的贵族进行斗争、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得不依靠那些与封建割据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市民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之间，封建国家的王权凌驾于二者之上，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尽管王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制度的，但它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把资产阶级的魔鬼从瓶中放出来。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在这一点上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
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比欧洲的早一千多年，而且王权逐步加强。但为什么不能起中介作用呢？关键也在于宗法一体化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中央集权政体时，市民阶级并不强大。封建国家和皇帝利用由广大儒生组织起来的官僚机器，来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的贵族化倾向进行斗争。这就注定了宗法一体化结构中的王权不可能再和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要利用一体化来遏制市民力量。
中国古代城市和市民阶层，很难形成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尤其是政治方面的组织。虽然早在唐代就出现过长安商业、金融业的人员的罢市和请愿，但这种力量一直都相当弱小。商人市民为了办点事。除了我贪官污吏或宦官贵族的门路外，很难再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唐宋以后，出现了手工业、商人的行会组织，明代甚至还出现过下层官僚和市民联合反对税监的现象，但斗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十八世纪的法国第三等级不仅已经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而已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当时，法国各地有三十四个按察使，全部由第三等级的人出任。在思想文化界，则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大学教授出身于第三等级。显然，他们已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势力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有力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宗法一体化结构里，王权与儒生的结合还造成一个可悲的后果；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很难分化出一个新成分，以便完成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的任务。正如人体中的血红蛋白一旦和一氧化碳结合了，就失去了和氧结合的能力。封建知识分子一旦和王权结合，形成一体化，也就中断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分化，难于形成一个接受市民文化的新队伍。
我们知道，西欧封建社会，从旧贵族、教士、商人市民中逐渐游离出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实现了把经济、政治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新因素与意识形态结构中新因素结合起来的任务。
日本也是这样。十八世纪，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开始破坏。那些俸禄低微的下级武士更为贫困所窘迫，不得不出卖祖上传下来的武器。他们有的去经商，有的以收养富商子弟为养子的方式出卖武士身份。据《江户町方书》记载，在二百五十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祖先是武士、浪人和乡士者，就有四十八家。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但更多的人变为知识分子，充任教师。他们成为学习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兰学的主要队伍。公元1838年，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在大阪设“适适斋”，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二十四年间，各地来的就学者达三千余人，其中不少是下级武士。这一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里，出了不少明治维新的著名活动家，如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寺岛宗则等。有的则成为日本启蒙 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代表。“把刀剑换成算盘”，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明治政府中出任领导者和公务员的多是下级武士出身，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明治天皇则利用由武士分化出来的新阶层，组成官僚机构。这样，维新政策得以推行，日本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同样，彼得大帝也是依靠了到西欧留学的小贵族、新知识分子，在农奴制的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
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士大夫阶层与王权结合之后，就始终没有分化过。无疑，科举制比欧洲封建贵族等级制更具有民主色彩：知识分子不单凭身份，而主要靠读圣贤书就可以作官。它对广大儒生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入仕，对儒生不仅意味着实现“治国平天下”报效国家的志向，而且意味着“黄金屋”“颜如玉”的富贵荣华，意味着衣锦还乡和青史留名。平时，他们皓首穷经，做着白衣卿相的美梦，等待着封建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选拔到官僚机构中去。当了官后，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即使他们在穷困潦倒之时，也特别注意自己“士”的身份。儒生把自己的行为，严格约束在符合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个人——家庭——国家”三层次上。即使王朝面临崩溃时，他们也不会怀疑儒家思想，去接受什么市民文化。明末东林党人对李贽的看法，很能说明这一点。
明末，我国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很大的发展，意识形态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思想。其中，李贽就是一个具有启蒙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他鼓吹思想解放，提倡“童心”，把追逐财富和权势的心样看作是人的本性，并对儒家经典评头品足。李贽的思想在市井中获得很大的反响，一时哄动大江南北。但因其是“惊世骇俗之论”而被禁，甚至“毁其书刻”。大多数正统儒生都不能接受李贽的思想。著名的东林党人虽反对腐败的朝政，深得民心，但是他们对李贽也嗤之以鼻，大骂他是“小人”，说什么“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李贽的思想在中国儒生中遭到如此抵制，却可以飘洋过海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可以这样说：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象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
6。4 原始积累的中断
为什么新因素之间的互相结合对于新社会结构的诞生那么重要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社会的框架，才能脱离封建社会而独立生存，并在一定时机取代旧结构。
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三种要素结合——经济结构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人文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如果三者之间没有相互联系相互加强的过程，那它们就不可能正常地壮大起来。意大利就是这样。
十四世纪前后，意大利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很活跃，城市和贸易十分发达，出口在欧洲占第一位。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里兴起的，达。芬奇、米开昂基罗、康帕内拉、马基雅弗里等文化巨匠是意大利的光荣。意大利的文化火炬点燃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烈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王权，也没有市民与王权的联合，所以，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未能和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十六世纪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反而衰落了，工业革命不是在这里发生。
为了证明新因素结合对新社会结构形态壮大、发育以至成熟的重要性，我们分析两个十分典型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因素互相结合的系统；一个是十五世纪的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根本不可能结合的系统。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发育壮大，必须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重要阶段。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一过程，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历史活动，是“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过程”，是“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资本积累”。“这种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是由两个环节组成的：一是封建经济不断瓦解，大量自耕农从封建生产关系中游离出来，陷为流民；再就是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不断地吸收这些从旧经济结构中瓦解分离出来的力量，一天天壮大，成为主导形态。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