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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两次农民起义军所以能够修复封建王朝，是由于他们特别注意了第二块模板的作用，利用儒生实现了一体化，其首领也转化为封建帝王。
刘邦出身于农民，当过亭长。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杀沛县县令起事。其起义军成份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朝信，布贩子灌婴，屠狗者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官吏萧何、曹参、王陵等。张良、萧何、陈平等知识分子在打天下中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张良提出拉拢各农民起义军队伍、广致人才的策略，“召诸县父老、豪杰”，并制定禁止杀、伤、盗的“约法三章”，为刘邦壮大实力谋取帝位准备了条件。萧何制定的“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方针，则最重要的战略退却，没有这一退却，刘邦也不可能在几年后统一中国。另外，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陆贾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不耐烦了就骂他，说天下是“马上得之”，与诗书有何相干。陆贾便趁势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采用儒术，这才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儒家国家学说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史称“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他看见儒生戴着儒冠酸不可耐，便取下其冠撒尿，以示蔑视。但是，当他称皇以后，有一次开宴会时，“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闹得不成体统，他见而“患之”。叔孙通乘机对他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资也”。由此可见，不管帝王本人爱不爱、信不信儒术，而儒术对于维护君主尊严、建立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则是必须依赖的理论武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为了不致于饿死，才到皇觉寺当和尚。他本来也瞧不起儒生，初见儒士刘基时，认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正是刘基和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儒生，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了重要作用。朱元璋手下的诸儒“为参谋，预机划，主馈饷”。李善长一投奔朱无璋就劝他效法汉高祖，讲了“汉高起布衣”，“五载成帝业”的典故。刘基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然后各个击破。攻占婺州后，朱元璋每日叫两名儒生给他讲治国之术。刘基“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他到处收罗“贤士”，并“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形象，而是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了。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是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很多农民起义军都信奉明教。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他们共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在儒生看来，明教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相容。公元1361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各起义首领共奉小明正行庆贺礼。而刘基独不拜，并骂他是牧竖。朱元璋很奇怪，问刘基为什么这样做。刘基“遂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计”。在儒士看来，只有赋有天命的真龙天子才可去辅佐，而决不能向妖教“小明王”礼拜。刘基的愤怒，朱元璋的感悟，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朱元璋如何在儒士的引导下由农民起义领袖向自觉运用第二块模板的“真龙天子”转化。最后，朱元璋派人暗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朱元璋不能有意识地运用第二块模板利用儒生实现一体化结构，那么他也只能象其他农民起义首领那样，做一辈子皇帝梦而已，决不能成为开国皇帝。无论是刘邦建立的汉王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刘邦的“复故爵田宅”令，“以功劳行田宅”令等，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新地主。在朱元璋分封的六公二十八候虽，徐达、常茂、李文忠、邓愈、汤和、傅友德。廖永忠等都由原来的贫苦农民蜕变为封建阶级的大土地占有者。公元1386年，朱元璋选取应天诸府州县地主分子到南京做官的，共一千四百六十人。由此可见，由农民起义而建立的巩固的汉、明王朝，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都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修复，决不能仅视为其首领个人蜕化变质的问题。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块模板拼合的重要。起义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死，形势非常好。当时，李自成起义军是全国境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起义军本来可以利用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争取某些不满于向清军妥协的明廷的文臣武将以及广大爱国儒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李自成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运用第二块模板，因而在腐化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实际上，起义军进京后，杀辱明廷官员，对八百余名降官加以拷挟，同时“追赃助饷”、嗜财货色的腐化倾向进一步滋长了。李岩、顾君恩等提出“收人心”、礼葬崇祯帝、收纳明降官、建立根据地等主张，尤其是提出以田赋制度代替流寇式的吃大户的办法，是重建封建大国的符合一体化结构的重要政策。但这都未被李自成采纳，反而受到压制。尽管李自成本人没有腐化，在汉奸吴三桂带领六万清骑兵入关的紧急关头，他御驾亲征。负伤苦战，表现得十分英勇，但终于不得不退出北京。从公元1644年3月19日起义军进京，到4月30日起义军自动退出北京，这短短的四十二天没有成为李自成开国的起点，却变成了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的转折点。这段历史说明，不运用第二块模板，新王朝就不能重建。
相反，李自成没有做到的事，满族贵族却做到了。满族贵族多尔衮十分重视笼络重用降清儒生。为了争取明廷官员，他们打出仗义出师的旗号，制造舆论，说什么“国家托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进京后又礼葬崇祯帝后，下令为之服孝三日。他们号召儒生和明廷官员到清政府做官，并宣布了八项政务：求贤、薄税、定刑，除奸、销兵、随俗、逐僧、均田。他们在祭孔尊儒吸收汉族士大夫、争取有名望的鸿儒硕彦等方面，颇费心机。这说明清朝开国者是有意识地在运用第二块模板的。当然，要实现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清政府同时也采取了血腥的军事镇压和残暴的思想文化专政等高压手段。可以说清朝和中国历代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有着相同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只不过它是由少数民族完成了新王朝建立的历史功能而已。
元朝的情况略有不同。宋政权是在蒙古铁蹄征服了欧洲、高丽及西藏等地之后才被征服的，这一统治的地区成了庞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军事统治的中心腹地。在中国本土上建立的元朝政权，是以种族等级制为特点的，同时也实现了一体化结构的官僚政治。但总的说来，蒙古贵族在这方面不如后来满族贵族做得成功。因此，元政权也不象其他封建王朝那样要经过二、三百年的周期，而只历时不到一百年就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5。8与一体化不相容力量的淘汰
用两块模板的拼合还可以理解中国历史上另一种现象，即有些农民起义队伍力量发展得相当强大，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甚至建立了区域性的农民政权，但由于其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最终不能完成新王朝的重建。
东汉末年黄巾军以太平道、张鲁以五斗米道作为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就被儒生视为妖言惑众，不齿为伍（尽管他们也在争取儒生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组织手段一旦与一体化不相容，就造成修复机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是下层士人，两次应试失意。他偶得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劝世良言》便改信耶稣，砸了孔子的牌位，创立上帝会。他装疯月余，说自己上了天堂接受了上帝的救世天命。他又作《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在贫苦大众导传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和“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政治及经济主张，深得人心。公元1851年初洪秀全等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到1853年1月攻占武汉三镇，3月攻克南京，短短两年时间，太平军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队伍的强大力量，并在南京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但这一强大的力量在坚持了十余年的顽强斗争后，终因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原因，到1864年南京陷落而趋于失败。
除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各种原因外，如果我们从一体化模板作用来看，也可以发现不相容的现象。据说，在太平军国长沙时，左宗棠潜往会见洪秀全，劝其放弃天主耶稣，改崇儒教，并进而论述攻守建国的策略，但洪秀全不听，左宗棠连夜逃跑。大儒曾国藩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他的〈讨粤匪檄》就特别强调了上帝会使得“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不少士人还是非常崇信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所以曾国藩的湘军中争取了不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与一体化不相容，使得不可能运用第二块模板。这样，太平天国辖区的土地兼并问题，起义首领中的贵族化和腐化等问题，都没有受到相应的控制。再加上太平天国内部在其他各种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其结果必然造成分裂内讧，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这样，就为太平天国被封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