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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唐末农民大起义对全国十一个省的无组织力量来了一次大扫荡。此后是五代十国，混乱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动乱有效地杀伤了中原地区的无组织力量。这是宋代得以建立的条件之一。但唯独四川的情况较特殊：唐僖宗于公元885年惊慌逃窜到四川，一些世族、官僚也纷纷入蜀。史称五代时期，“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有唐之遗风”。所以，宋代建国时，四川保存下来的无组织力量最大。在经济结构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宋初中原一带，“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荒地极多。到真宗时，宋代已开国六十年了（即王、李起义三十年后），全国总户数为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其中客户为二百六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六，占三分之一左右。这说明全国土地兼并还不很严重，中原地区无组织力量相对弱小。但四川例外，大土地所有制相当严重，以川峡路的统计为例，客户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八，夔州路客户的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十。地主阶级过着“斗鸡破百万，呼户纵大噱”的纸醉金迷的生活。正因为宋初四川省无组织力量很大，不扫除之，社会就不能安定，所以农民起义又一次执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爆发了。
经过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清扫，残存于四川的无组织力量也被消除大半。宋代四川省经济的繁荣和这次扫荡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不仅一个王朝末期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可以有效地杀伤无组织力量，发挥调节作用，而且一个王朝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也能对这个地区起到调节作用。
上一章中，我们分析过农民大起义烈度曲线和无组织力量增长曲线的相关性。图10中曲线表明，1860年清代无组织力量大规模减少，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调节的结果。一般说来，只有农民起义大到一定的规模、波及相当地区，才有这种调节作用；而当农民起义规模很小、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对，其解决土地兼并、打击官僚机构的效果马上就会被地主的反攻倒算抵消。这说明了小规模起义的调节作用不大。因此，虽然在一个王朝中前期，农民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但不能遏制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起到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它是王朝修复的基础，这一点也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动乱调节作用失灵，无组织力重不能被消除，统一消新王朝也建立不起来。东汉末年和唐代末年就是这样。农民起义调节作用失灵的原因，是强大的无组织力量和军事武装力量相结合。当农民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时，那些拥有武装力量的豪强乘着镇压在民起义的机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拥有相当的经济、军事、政治实力，于是割据的局面就出现了。
东汉末年，世家望族的势力恶性膨胀，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极有势力。同时，国家兵役制度很不完善。自汉光武帝撤消内郡征兵机构，代以募兵制以后，征兵成为一纸空文，老百姓长期不知道兵役为何物了。募兵制给豪强以发展私人武装的可能。所以，黄巾一举事，腐败无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号召各地豪强地主自行组织武装力量参加“平乱”。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在地主张飞的庄园里举行的。臭名昭彰的董卓原为陇西临洮一恶霸，桓帝末年他以自己的佃户和家奴为基础，组织了强大的私人武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大军阀袁绍、袁术，则更是出身于著名的四世三公的大贵族家庭。袁术的那个南阳太守，是他自封的。孙坚起兵时，有孙静“纠大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可见，东汉末年无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结合了。于是，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之后，马上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势。
唐代的情况也很类似。为了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唐代实行了府兵制，但随着均田制被土地兼并破坏，府兵制也相应衰落。于是边防军不得不招募了。节度使可以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唐代中期，各藩镇实际上已是拥有对本镇经济、政治、军事大权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时，唐廷也是利用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来围剿农民起义军的。唐中央政府任命平庐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管招讨使。在征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藩镇纷纷扩充自己的实力。其中宣武节度使朱温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最强，朱、李之间恶斗十余年。朱温杀唐昭宗后不久，便自称皇帝，建后梁，开始了五代十国。
东汉末年及唐代末年分裂，从反面说明：如果由于某种障碍使得农民起义不能有效地扫荡无组织力量，那么新王朝建立的修复机制就会暂时失灵。应该指出，只有在一体化结构尚不完善时，才会出现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的问题。宋以后，一体化结构完善了，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农民战争调节失灵和地方武装割据的情况了。
本书第十章，我们将通过数学模型，讨论新王朝残存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与王朝的寿命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杀伤，而造成割据等等。
5。4 第一块修复模板：宗法同构体
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所起的调节作用，只是王朝得以修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只是割除了寄生的恶性肿瘤，为统一的新王朝的重建廓清了道路。它本身并不是建设性的。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
我们曾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的特点，指出了封建国家和宗法家庭（家族）是两个同构体。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使得旧王朝崩溃之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这里，“模板”是借用遗传学的名词。生物个体总是要死亡的，但保存着生物个体全部信息的生殖细胞，能够成为新个体发育成长的模板。现代控制理论指出，只要同构体使得组织结构的信息能够保存下来。那么这种组织也就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原系统稳定时，它把自己的结构信息转录到同构系统中，而一旦系统被破坏，它的同构系统就将根据所录制的信息来修复这一系统（图12）。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贵族之门，与旧结构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本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顷田地的大豪强樊重。刘秀、刘縯兄弟发动族人宾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对王莽，而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所谓陇西旧族之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渊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的姨侄，七岁时就袭封为唐国公，后来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渊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万，李渊的女儿李氏也有精兵万余人。李渊周围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后周政权中身任大将，统率殿前诸班禁军，有相当的实力。周世宗柴荣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实权的赵匡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我们还可以发现，每当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跃。他们往往聚族而处，并村而居，积极发展家族武装。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将李典拥有“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另一大将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当时的地主家族武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长葛知县李某聚大家族和义军对抗。元末红巾军起义，处州大地主吕文燧募族中子弟为兵反对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的团练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装、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之时，正是封建家族组织活跃起来竞争之日。人们常说，地主阶级窃取农民大起义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关系最强，更能发挥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豪门世家成员夺取帝位后，是用宗法家族组织代替国家组织。所谓以家庭组织为模板，决不是将家庭家族关系简单放大。模板的作用是设计，也即提供组织原则。宗法家庭结构，其封建家长制、等级制以及封建道德观念，体现着国家组织的原则。豪门世家本是社会上层，他们既富有统治经验，又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使他们能够在动乱中既能有效地发挥社会地位优势，又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新王朝的组建。这就是豪门世家能够成为开国皇帝的有利条件。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它的组织原则深入到各个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大众，也摆脱不了宗法家庭关系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反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就是皇权主义。
5。5 皇权主义：农民对第一块模板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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