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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舌头”，对他的来意也不清楚，同时，天晓得他出去怎么说，因而我没有往深里说，也不便探究。但见了这位造反派同学，因为我心理不顺，还是对他没好气、冷冷地说了一句试探的话：“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朱见我如此，一句其他的话也没说，起身便走。他高兴而来，扫兴而去。
1976年10月10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负责人刘光涛、张林池赴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13日至17日，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地市、省直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传达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我在小组会上，表示相信党中央、华主席所采取的英明、果断决策。18日，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通知全党、全国各级组织。23日，省及哈市各界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我参加了这次集会，并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庆祝胜利，拥护华主席，拥护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毛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放心我放心”。这是一套典型的官场语言、政治套话，成为许多人们发言表态的惯用词语，我当然也是言不由衷地作如是说。这些语汇大都源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讲话。同时人们根据叶剑英、李先念的讲话精神，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领导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到底。
我当时实在想不通，华国锋为什么采取这样极端的办法对待江青等人。这在中国党内斗争中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是党内的宫廷政变。
在我看来，在中国，由于毛泽东雄辩而透辟的见识，超凡地领导艺术，由此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是鹤立鸡群地高出他的同事、凸现群山的高峰。他的思想来源于群众，来源于他的同事。尽管群众以及他的同事中，在某些方面有许多真知灼见、闪光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思想火花。但是，他总是能够恰如其分，炉火纯青地将其加以提炼、升华、再加工，予以高度综合、概括，使之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和政纲，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感召力，而凝聚党心、民心。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穷追不舍地探索、细心而卓有成效地学习、体察民情。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完全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这就使他的言论处于公心，不同凡响，显现出智哲的光辉，具有彻底性、客观性、公正性，使他的言论能够与一般群众、与他的同事保持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特点，尤其以他高贵的人格魅力，加上生动幽默的语言艺术，打动群众、打动他的同事之心。
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他的卓越的见解，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是非问题，特别是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能不以他的言论为法，成为这一特殊时段人们评价党的工作成败、是非功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一面旗帜、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真理、一种公道的标尺。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帝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打鬼”的钟馗。毛泽东可以使一个人兴，也可以使一个人亡。不仅有眼力的中国人对此是明确的，而且中国政坛上的高级人物更是深明此道的。华国锋只不过借用了毛泽东给他造成的“势”和“场”，利用江青等人不得人心的过错，实际上是别人推动并假手于他，才成全了他自以为得计的“伟业”，并非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设计并领导这次事变的人，确实很高明。他们利用中国特有的国情，并实际早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形式逻辑——毛泽东是正确的，不能反对的；毛泽东定的接班人是对的，不能反对的；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按照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言论行事，当然顺理成章，不能反对的。因此，对毛泽东接班人的做法如有反对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应予以排除，可以打大板子的；如果有人说了出来就是反对接班人、进而就是反对毛泽东。同时，共产党内还有一条纪律：全党服从中央。
显然，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两回事。毛泽东在彼时说的话是对的，不等于其接班人在此时借他的话加以演绎、行事也是对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毛泽东彼时错了，不等于其接班人就可以将错而对了。还有，中央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是否应该遵循某种程序。同时，毛泽东铸就而留下的政治体制，也没有这种救援机制。
国家机器的两大核心，军队和高层官吏倒戈，又没有救援机制堵截，便在中国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急速的政治大转折。它不容人们思索，更不容人们提出疑义。同时，风头十分明确，人们看到冰山已倾，何苦自投罗网，习惯于遵循上述逻辑行事的大多数干部，首先顺水推舟，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形成潮流，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设计者得以畅通无阻地，去充分发挥这独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和条件，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业。当时中央一个个打招呼会，就是借这种情势，不允许人们说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罗织罪名，加以“解决”。我记得，浙江有个领导人，对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笔迹提出了疑问，立即遭到抨击而被解职。
这就是中国条件下，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咄咄吐舌。不知道别人见到的是什么景况，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传达会上，人们屏住呼吸静听，一点儿不敢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做笔记。整个会场的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了，令人喘不过气来。听完传达就必须一个个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什么疑问、说什么不同意见，除非不要脑袋。我当时感到头皮发麻，脑壳发涨。我当时想这事要是周恩来在，是绝不会这么处理的。我想，历史必将证明，华国锋不计后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性人物，做了人家的马前足。后来的事态以及公布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
我对于华国锋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糟。一开始，他确实给人某种老实厚重的外表感觉。发动逮捕“四人帮”以后，我觉得他的野心很大，以后他又处处把自己置于同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幼稚和政治无知。他在多次讲话临结束时，总是套用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的那两句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附庸风雅，贻笑大方。
1977年我进反省室、蹲牛棚之后，对他更感到可悲、可笑。他那并未入流的几笔字还到处题词，搞个人迷信；又不知深浅，毫无界限地大搞清查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自己又是哪个班底里头的。毫无自知之明，对政治斗争认识浅薄，对历史全然无知。他依照别人的意愿，上把自己的左膀右臂——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砍掉，下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挖空，继而又撤掉《红旗》杂志，支持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这样他就被解除了全副武装，他自己会不多时地被人赶下台的。
华国锋的历史正朝着我想的方向发展。1977年我进牛棚之后，有一次，看我的两位工人师傅——东北农学院的L和东北林学院的M——不回避我，议论起华国锋说要搞十来个大庆的壮举，不无讥讽。我在一旁听着，实在忍俊难禁，也跟他们议论起来。L说：“我看又要搞大跃进了……”
M没等他说完就说：“吹牛吧。经济工作是那么容易搞上去的？”
我插进去，冒了一句：“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造点政绩，以示英明嘛！”
L说：“我看没那么简单。可不要再犯大跃进的错误。”
M说：“这么热，我看差不多。”
我又说：“历史总是好开玩笑。人家觉得容易就干吧，何必为英明主席担忧。”
他俩见我这么说，似乎觉得他们言过了，便不再吱声了，我也说到这里打住。当晚回到床上，我脑海里翻腾：华国锋在政治上幼稚可笑，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授人以柄，说不定很快像马林可夫一样，人家借口他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或是别的什么，把他推下马。等着瞧吧！因为他实在没有深浅，忘乎所以，竟然忘记了老人家临终时，告诫他一个几十年总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不着急，慢慢来！”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急于快步走，加速度地建功立业树丰碑，犯了新皇大忌，不翻车才怪呢。
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9日至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28日至30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