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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他向我们挥手了。
我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照着他的指示学习、做人、战斗而成长的；他教导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给的营养，脑海里充满着他灌输的思想。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争正未有穷期，谁胜谁负难分，他就离开了我们，教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和斗争啊？！这种永诀的感觉，心在颤抖，五脏俱焚。这种难以排遣的巨大哀伤，联想今后国家前途、人民和自己的命运，使我的心情突然变成了一种不能名状的恐怖；我感到自己努力追求、向往的东西，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希望、动力和欢欣，似乎忽然都匆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一齐也离我而远去了，无可挽回了。这是我对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及其自我命运的预测、忧虑生来的恐怖，是一种神经恐怖、思维恐怖。难言述哀痛，只有泪如雨。“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哀思难禁，当着大家的面，我能说什么呢，终于伏案放声大恸。这样持续几许时间，我激动的神经并非都在亢奋，那些主事的中枢挺身出来警告我：作为一个革命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应该振作起来，给大家作榜样，化悲痛为力量，革命工作还要继续，大家正等着我部署，不能这样感情用事，便揩干眼泪，强把招生的部署和要求讲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当天下午三时向世界公布了。
从开会的省文化厅会议室（招生工作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出来，我徒步朝着省革委会机关大楼的方向走去。只见黄尘滚滚，遮天蔽日，整个苍穹一片灰蒙，似乎天在大恸，地在呜咽。这天情地意，与我1953年3月5日，在乡下得知斯大林逝世当日之所见相同。我的心灵为之震颤：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天下劳动人民谋幸福，感天动地之象。路上行人脸色忧悒，低首匆匆走着，公共汽车默默而行，城市嘈杂喧闹的声响忽然沉静下来。整个哈尔滨、整个中国此时沉浸在震惊、悲痛之中。
骤然的噩耗激起的情感痛失，渐渐进入理性思维，使升浮的思絮慢慢沉落下来，我对毛泽东的悲痛化作泪，化作思，化作诗，化作誓。此时此境，除了纸笔代喉舌，我的满腹哀思向谁说，同谁交流。那些日子，我在家里，翻读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墓前演说》，联想毛泽东的生平事业，瞻念党和国家前途，思想波澜起伏，铺开大纸写诗填词，并把它们张贴在四壁，以寄托自己的万种哀思，隽永之情。这些诗词，都记在我自己的诗集（笔记本）里。在清查期间被抄一空。这里仅把其中一首刊登在1976年9月《黑龙江文艺》特刊上的《悼念毛主席》词，抄录如下；对于我那时的思想与情结，可窥豹于一斑。词曰：
霹雳一声，痛裂人心天地惊。想韶山，遥望北京，更思长征！揭开东方新史篇，一创伟业建奇功。展宏图继续挥巨手，跃鹏程！凌云志，永继承，更奋力，绝不停。雄文四卷握，朝阳在胸。笑迎困难斗资修，高举红旗战恶风！为革命愿洒满腔血，慰英灵。
当时省革委办公楼各委办还出了墙报，人们用诗文吊唁毛泽东逝世，寄托自己的哀思。我们省文教办也办了墙报，我写了二首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我参加了省革委会机关设立的毛泽东主席吊唁厅的领导干部轮流接待干部群众吊丧活动。省革委机关毛泽东主席吊唁大厅是我建议省革委办公室主任吴方林搞起来的。他说中央有通知，不要乱设灵堂。我说，省革委机关怎么是乱设。你设吧，错不了。这是百年不遇的丧事，深得人心、深得党心。
当时的禁规打破了。各地党政军机关纷纷设立各种形式的吊唁堂，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吊唁活动。省革委机关设立的吊唁大厅，附近及一些地方老百姓闻讯以后，纷纷前来吊唁，天天络绎不绝。我看到，许多老人一望见毛泽东遗像，便止不住号啕大恸。有的老人一进吊唁大厅的大门，就哭诉地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老人家走了，谁替我们说话，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刚刚过了二十多年太平日子，您这一走，说不定又要过苦日子啊！遭二茬罪了！”
9月11日至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及中共哈尔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所属各部、委、办、局等单位，分别在几十个分会场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吊唁仪式。18日，我参加了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50余万人在哈尔滨人民体育场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
据当时有关部门告诉我，在吊唁毛泽东主席期间，因为过于哀恸，各地还发生了不少群众昏死的现象。
人民领袖人民爱。对毛泽东深重的崇爱，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而且他的六个亲人，其中有他的爱妻和他的爱子，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是因为他心里总装着中国人民，他与人民同甘共苦，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对他逝世的无比痛惜，对他对人民的恩情，对他以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对自身前途命运的忧虑，构成了当时我国人民在毛泽东逝世期间的复杂心理。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从自身沧桑之变中，对于失去久经考验的领袖所感到的悲痛、茫然和怅惘。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逝世所产生的空缺，只有深深爱他的老百姓才能深切地感到痛惜、可怕、忧伤和焦虑。人民凭吊这位敬爱的领袖，那伤心痛哭，感人至深的话语，那催人泪下的泣诉场面，只有人们失去父母时方能见到，至今还清晰地浮现于眼帘，教我永远也忘怀不了。
同时，我在机关里，在街道上，也注意到，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为数不少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互相议论，打听着种种小道消息，对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动，进行各种揣测；而特别是当时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触及的老干部，更瞻念自己的前途，亲近的、知心的朋友之间，窃窃私语，分析可能发生的动向和情况。而我还是照常上我的班，心里也在思忖，也同人议论过，毛泽东后的中国，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但一点儿也未曾想到毛泽东尸骨未寒，就有人先声夺人，急着动起手脚来，掀起了令世人震惊的事变。
有鉴于此，我此时回忆的思绪，进入一段最艰难的索道，因为我必须选择合乎时宜的词语，述说我这一期间的经历，理清我的心境、思想和情感。这就势必加大我心脏的压力和写作的难度。如果按照合时宜的话来写，那只能是编撰，不能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我，那么，我写这一页于我于社会于历史便毫无意义。因此，我不能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而应以复制历史的真实的自我为己任。
如实地说，华国锋当主席，顺乎当时的情理。但是，由于我对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有想法，因而对华国锋的看法也不是很好的，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华国锋无论从理论和经验、整体素质和能力方面说，与毛泽东相距甚远，能不能接好班，稳住阵脚，还需要经受考验。安排他，是一种历史的过渡。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战略决策，也是一种策略决策。这就是我对华国锋及其上任的最初看法。一次，黑大理论组杨战生和李首伦问我如何评价华。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华国锋老实忠厚，但有三点缺乏：缺乏理论、缺乏历史知识、缺乏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刻理解。按照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要求，他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这样一个大国，恐怕是很难很难的。对于他来说，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能稳住大局。能不能把毛主席的事业继承下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对他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还要看一看，看他行不行。”
我们的担心不为杞人忧天。毛泽东的尸骨未寒，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史称“十月的胜利”。当时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现实，内心极其惶惑、恐惧、恼火和不安。
1976年10月6日，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下，通过汪东兴指挥8341部队，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戴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正式传达之前传来消息，我觉得当头一棒，开始不大敢相信这是真的，以后听外台广播，方知是实。心里骂道，这个蠢人，怎么这么不知深浅、不计后果。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朱怀东到哈尔滨出差，特意跑到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他很神秘，又似乎不解地说：“听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你知道不？”
我说：“看看吧，还没有正式传达，估计是实。”我心里话，这四个人是文革中的左派，毛主席对他们有批评，是爱护他们，决不是打倒。华国锋把他们抓起来，其实是向右翼投降，他以为把他们抓起来，自己可以安心当主席了，殊不知是把自己置于右翼的控制之下。打倒“四人帮”，文革保不住，他自己当然也就不能自保。我心里说，“我的同学，你没有听外台说吗？这是右派政变。”不过，对于眼下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可能发生的事变，可能掀起的风暴及其翻卷的深度和广度，于我可能脱不了干系。文革以来残酷的事实教会了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小心舌头”，对他的来意也不清楚，同时，天晓得他出去怎么说，因而我没有往深里说，也不便探究。但见了这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