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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易辰历数邓小平的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始，按十年一段，直数到七十年代。他说：可以从不同阶段给邓小平画个像：二十年代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三十年代逃避革命，反对百色起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大搞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反对文革，镇压群众；七十年代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会后我和一些人背后议论，觉得他的发言，未免对邓公不公。邓小平还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的，不能像杨书记这样绝对化，就像把林彪从根上说成就是坏人一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任仲夷着重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角度来批邓。他说：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党内走资派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个别分子，而是一股复辟势力，他们一定时期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这个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些人由于有共同的既得利益，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在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条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指挥下，上下呼应，就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我听着，觉得任书记言简意赅，说道了点子上。
李力安的发言则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谈起，认为
邓小平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又翻案，又复辟，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评论《水浒》，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刮右倾翻案风。
李力安实际上也给邓小平画了个像。
当时省委认为这三位领导同志的发言是具有双高的特点：高姿态，重拳出击；高水平，理性升华。所以他们的上述发言都上了简报，给我的印象极深。到1976年上半年，他们三人在原来发言的基础上，分别整理成长篇大作，洋洋万言，并相继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
杨易辰化名“松风”，题目是《必须认真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见报于1976年5月15日。
任仲夷化名“再学”，题目是《必须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见报于1976年5月21日。
李力安化名“晓雪声”，题目是《认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动性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见报于1976年6月4日。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发表真名，答复是“这样更具影响，体现出理论高度”。
在省委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我于1976年3月间，在省革委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以来，邓小平以还乡团的架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大搞反攻倒算，在我省也大受影响。我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黑龙江日报见事迟，对于否定文革的思潮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二是农学院从农村又搬回了城市；三是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不能充实革命造反派和年青同志，致使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和年轻化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上述问题都是否定文革思潮在我省的反映。只有深入批邓才能真正解决。应该说，我的这张大字报，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打人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在省文教办机关里带个头。因为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针对教育战线，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更应该率先垂范。
我的这张大字报写出来以后，机关里传出我是针对王一伦书记。应该说这话有对的一面，确实是批评王；但又不尽然，因为这只是一种姿态，是从宣教方面提出问题，实在是火力不旺，“肤浅”得很。但是，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同我观点相左的财贸办的一位N领导同志写出大字报，说我这是舍车马保将帅（意即打王一伦、保刘光涛）。文教办普教处处长张扑，和我至交。对此也有看法。在当时不好挑明，便在一天，利用在去三中的道上对我讲了个故事。他说：
“主席到四川，对四川赵紫阳说：你在四川工作，可以武侯祠的诸葛亮殿楹联为座右铭。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者赵藩当时是针对四川总督芩春煊写的。正美，我看主席的意思很深刻，值得借鉴。”
我觉得张扑是有意提示我，但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便说了一句，“冯玉祥也有一副楹联赞孔明：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我一定牢记你的赠联。”
张扑没有往下说。他的沉默，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竟不能以对。回到家里，我才意识到，张在这里指的是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有失明智。王一伦对我的印象不坏，但对于这张大字报，王并没有理解我，后来因为事变，我也不便于向他解释这件事，以至于成了双方的一个疙瘩。
二月初，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完座谈会之后，暗示我在批邓上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1976年2月6 日《人民日报》关于不点名批邓的报道以后，我认为到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年初，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要求由我出面接待《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来我省了解教育主管书记王一伦的情况，我向他反映了王一伦在农学院搬迁上动摇以及愿意用老人的情况，说明王对文革还有问题。
当时我热衷于黑大、哈三中和学朝农的事。
黑大主要是中文系杨战生和物理系李首伦等工农兵学员，于1975年寒假期间出版了个油印小报《理论与实践》的学理论刊物，其宗旨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研讨工农兵学员如何搞好上、管、改，推动教育革命。刊物署名为黑大工农兵学员理论组。这件事之前，没有同学校党委打招呼，而得到学校学生会的支持。黑大党委白汝瑗到我家找我。认为理论组这样做似有不妥之处，恐以后出问题对学校影响不好，给自己添麻烦。我对他说，学生可以自己印制小报、刊物，没有什么不可。出版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我说我在电机校当学生干部时，不但出过小报，而且出过诗刊，都没有报告党委。事前没有打招呼，现在学校知道了，管起来就是了。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压，也不能禁。如果压，或者禁，就会出问题。当时我是支持理论组的，我觉得工农兵学员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要求参加上、管、改，无可厚非。
黑大理论组的油印刊物一时成为黑大左右工农兵学员的舆论工具，其中主要成员又是学生干部，因而又是黑大党委不能不重视的力量。他们对于学校教育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要求参加“上、管、改”，白汝瑗认为接受不了，甚至常抵触，弄得很被动。白汝瑗很怕事，简直是什么事一遇到麻烦，不是打电话找我，就是跑我家里问我，因为当时我们两家只是一道街之隔，他到我家也方便得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时中央通知各单位不要设灵堂。白汝瑗拿不准主意，几次打电话问我。理论组要自己设灵堂怎么办。我说：
“群众要坚持设灵堂，这是好事，你们照办就是，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有什么不好？”
这样没过多少时间，又问理论组要求开追悼会行不行？我答复说：“可以开。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群众要通过追悼会寄托哀思，表达对总理的爱，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样，在理论组的推动下，黑大在总理逝世时，群众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敬爱的总理的哀悼。黑大理论组在办公室里一直挂着纪念总理的横幅。
黑大理论组对批邓也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在没有公开点名时，用大字报点名。白汝瑗问我。我说：
“中央说的是不能在报纸、电台上点名，而没有说在学校、机关内不能点名。”
在那个期间，白汝瑗经常到我家或打电话，成了“每事问”。当时真把我难为坏了。我真的从思想里认为，这个当过《黑龙江日报》社长的他，已经不适合当校长了。因为类似的问题在别的院校都解决得不错。白汝瑗说，这是因为理论组通天（指省里有我支持），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实际上这是领导干部在那个动乱岁月里形成的病态反映。
这个期间，我还经常跑哈三中。在三中，我主要是抓学工学农，抓文理两条线的综合性实验。已如前述。
1975年前后是多事之秋。在我看来，教育战线上左和右都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通勤车上，有人向我反映，哈尔滨市教育局决定取消外语课。到办公室之后，我对张扑说：
“我最近听人说，哈市教育局决定取消中学的外语课。请你到哈市教育局去一趟，告诉杨国权同志，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近视病。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同外国打交道将会越来越多，以后有各种外文资料要翻译，高中升大学以后也要学外语。我们的中学不都是培养工人农民，还要培养各种高级人才。我的建议立即恢复。外语课要改革，不是根本取消。”张扑答应我：“正美，你说的对，我马上去找国权，跟他说这件事。”
1976年3月左右，我到密山八一农大，去参加他们学朝农毕业生下农村的欢送大会。顺便到农大图书馆去看了看，问了其中两位图书管理员原来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说：
“教外语的。现在用不上，所以学校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