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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在锅炉厂当副领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时，有一位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韩同志问我：“为什么学习理论？”我告诉他：“学理论就是要解决红旗能不能打起来，能不能打下去，也就是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干什么，革命能否胜利？一句话，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段学习，我从心里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感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正气昂然，具备雄伟之气，激发人的意志，唤起人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教导人们为多数人服务，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想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想，急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急，教人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催人奋进，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使人心明眼亮，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机智勇敢，变得充满自信和有力量。这一段学习是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愿意把自己献给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确立了这个永远不变的宏远大志。
二是从理论学习中，我学到了许多做工作的方法。比如，我担任班主任，第一个班我就没带好。教训很深刻，刚一开始工作，热情有余、方法欠缺，不尊重学生，发现个别学生违纪或表现不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就批评，看似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其实，并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因而不被学生理解，甚至还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后来，我学习了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结合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感到做班主任不是去监督学生，而是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从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出发，科学地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他们当中谁有病，我就领他（她）去看医生，给他（她）送病号饭，安排休息；他们当中，有的是走读生，迟到了，我不是说，你怎么迟到了？而是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是不是道上塞车了？等等。我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每一个学生家长，了解了各个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等等。他们对自己学焊接，感到无聊，没前途，我就把全省劳模梁彦德请到学校，同他们座谈，帮他们端正学焊接的认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我这样做以后，学生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信任。我和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恰，学生把我不但看成他们的老师，而且看成他们的兄长和朋友。我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经过这种努力，我所带的这个班级——焊51班，整体向上，在各种活动中，成为全校的优秀班级，涌现了一批好学生。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前一个班，我很累，但事与愿违，而后一个班，我却感到工作起来十分轻松愉快，而效果极佳。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光有热情不行，必须从尊重人、关心人开始。这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不但可信而且可行。
三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帮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我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毛主席，并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在任何时候也不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理论学习和当时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主要是《红旗飘飘》以及《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文艺书刊的阅读，常常使我心情激荡，感到做人要做共产党人，做事要做革命事业，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如果为了共产主义需要我去献身，我也会无愧于前人，慨当以慷，面对我的敌人大笑。
我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勤于工作，深受学校和学生好评。从任职到1962年我上大学为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尽管如此，我深感自己在教师队伍中学历最低，学识浅薄，不完全胜任，“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一直在准备上大学，以改变自己的学识水平。同时，我总感到自己在人前低人一等。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在1962年我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这是我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自觉选择。也是主客观原因促成的：一是家庭困难，不能依靠父母供学，上师范不要学费，我可以享受调干待遇；二是我已经是老师，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职业崇高，塑造人的灵魂，培养和造就人才。无论什么人的成长，一不能离开父母教育，二不能没有老师栽培；三是我没有学外语，考师范外语可以免试。这次参加高考，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只用了20来天时间，主要是突击复习历史知识。据政治系一位领导告诉我，那一年，我的成绩是全系最高的。我想，这是对我在电机校的几年刻苦攻读的回报。
在我离开电机校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都对我表示了最美好的祝愿。其主调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做个革命者，为革命做出最大的贡献。在这些祝辞中，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文冶秋写的摘录加里宁的一段话（大意）：
在为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千千万万那些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战士，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是暴风雨中的雄鹰，敢于搏击长空，迎接战斗，去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是想提醒我的年青读者朋友，在我们那个时代，对青年最美好的希望和祝词，不是发大财，而是要革命，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我们这一代人，开会必论毛泽东，唱歌必唱《东方红》，谈前程论做革命接班人，议世界不忘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未解放，放眼全球，五洲震荡，反对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满耳听到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及保持革命本色的师教、党团活动和班会勉词。上大学期间，正值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录的热潮之中，中央一个个领导挥毫题词，虽各有差异，但概括起来汇成一个中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我们把革命当作宣言、指南针和行为准则，人生事业成败的试金石。把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看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每一个中国青年无不以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为荣。当时的我，自认为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是时代培育了我，造就了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舆论，当时的自我认识。一位学者说得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努力、他的聪明才智，而决定于他在人群中有多少自我牺牲精神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进而形成一种评价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教导，因为我们从小受的家庭、社会和学校一致的教导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不能超脱的“舆论一律”；在那个时代，在文革前、文革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最重要、最令人感到语重心长地，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谆谆教导”。不理解这些，就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后来的那场运动。
写到这里，我回忆的思绪便闯入最沉重的梦境，坠入往事如烟的茫茫大海，拼力摇动我的双臂，注目寻找进入历史大门的钥匙和纷杂线团丢失的线端，心潮澎湃。曾经为之感叹的事情，容易让人们丧失记忆，而深入的回忆和思考引起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使那些近乎消逝的记忆，重新奇迹般地变得清晰起来。
我上大学期间，在国内，正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家实行经济上的大调整，各项事业按照新的规范进行。高校是《六十条》。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通过听内部不作记录、不露报告人名姓的传达报告，认为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根源是自然灾害，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国还债，是雪上加霜，也有工作上的失误，但这不是主要的。所谓天灾人祸。这人祸主要是指苏共对我国的背信弃义，逼债还债。而不是某些人讲的我国三年困难主要是毛泽东个人领导失误造成的。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推行“三和一少”，大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妄图以“苏美合作”，控制中国，使之成为他们两国的附庸。他还利用我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暂时遇到困难之机，向我国施加压力。于1960年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声称苏联决定在9月1日前，撤回援华全部各类苏联专家，共计1390人，中止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技合同项目257个，同时强调，由苏联专家一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的关键部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又逼我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号召全国人民要不怕“鬼”，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