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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问题。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个中学的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到该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妻子是炊事员，家庭生活困难，手头拮据，子女下乡，被安排到福建省最贫穷的山区插队，插队的子女不适应当地生活，收入不多，而李庆霖又无钱接济，因而，生活极端困难，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仅能糊口，连理发的钱也难以凑全。万般无奈之下，李庆霖奋然上书毛泽东，如实地把这些情况作了报告。毛泽东不仅亲笔写了回信，而且邮去三百元人民币，用以对李庆霖如实向他汇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的嘉奖。对此，中央加以按语奉毛的复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附上李庆霖的来信，发到全国，并且表彰他是“反潮流”的一个代表，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就是这样，李庆霖被奉为“反潮流”的革命英雄。于是“反潮流”成为人们效法的一种新时尚。在此之后，在教育界，又出现了张铁生和黄帅的“反潮流”的新事迹。
如前所述，高校于1970年恢复招生，实行基层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高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录取制。1973年4月3日，国务院转发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从1973年开始，要坚持选拔两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高中毕业生，当过生产队的队长，于当年报考大学。经过语文、数学的较量，感到数学可以及格，语文知识都忘光了，成绩难以及格，面临理化考试，深感上大学的美梦难成，于是，一时情志所激，便在其卷子的背面给主持的领导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表明自己“自幼”就怀着上大学的理想，但因为“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没能像那些一心要考大学的“大学迷”那样好好复习，因此成绩不佳，交不了这份卷子，“我所理想和追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考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就是史称所谓“交白卷的学生”。张铁生以信当卷，表达了当时的一种真情，汇报到当时在辽宁工作的毛远新，立即得到重视，指令高校予以录取，并要《辽宁日报》加按语将“信”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加上“编者按”，在头版头条刊出。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刊也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毋庸置疑，像这样的大事，用不了领导指示，更轮不到我来说话，《黑龙江日报》也很快如法泡制，在黑龙江省推开波澜。
对于这件事，我是从心里真正积极唱赞歌的，并且利用我管招生的有利地位，大力宣扬这种“反潮流”精神，觉得张铁生所言，说出了一种“公道”。在我的支持下，我指令当时省招生办副主任才起，录取了我省著名中医外科世家尹承德的大儿子——尹燕鸿，入中医学院读书。我还接到省骨伤科中医名家——夏大夫的孙女给我的来信，我批示并口头指示才起予以落实，终因基层强调工龄不够两年，而未能办成，深感自己态度不坚决而遗憾终生。
再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就是十二岁的黄帅。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一位女生。1973年9月，曾与老师发生过口角，于同年10月21日投书《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在内部刊物上登了这封信。这件事让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发现后，对这位小学生备加赞赏。于是，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登出了黄帅批评老师搞“师道尊严”的信及她的日记摘抄。该报在“编者按”说：
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将其转载，另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及电台、电视台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广泛宣传报道。国务院科教组同时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组织学校教师认真学习。
有鉴于此，黑龙江省教育厅，还通过鸡西教育局抓出了一个“黄帅式”的小学生——张××。他们向我以及省委抓文教的书记王一伦推荐这位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也是一位女生，与黄帅一样，也有过反对师道尊严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她能背诵毛泽东一至四卷。我对她与教师的行为深信不疑，但对她能背诵毛选却心生疑窦。我想，毛选四卷涉及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军事、外交以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知识，其中有些文句比较难记难读，一个小学生不但读了下来，而且竟然都能背诵，不敢贸然附和。于是我建议省教育厅厅长邴玉书调来看看，邴玉书似乎理解我的意思，照我的意见把这位小同学调来省教育厅，由王一伦、我和邴玉书等人当面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我们想错了。后来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固然必须具有一般老百性的寻常见解，又要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能绝对化。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就十大筹备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安排。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又一次谈到批孔。他说：
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过了不长时间，社会上流传着毛泽东的这样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枇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
8月7日、8月1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此后中央报刊，京、津、沪、粤、鄂、鲁等全国有名的文史哲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儒法斗争的文章。其中除杨荣国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块文章还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
1973年9月15日，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的文章《论尊儒反法》：“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孔子“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想，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
1973年9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1973年9月24日，《文汇报》发表的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同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师大轻矢的文章《焚书坑儒是对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1973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署名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大批尊儒反法运动。
就在教育界方兴未艾的大批尊儒反法运动期间，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在河南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国务院科教组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
所谓马振扶事件是这样的：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她在卷子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因而遭到学校当局的严厉批评，孩子感到压力大，心怀委屈而投河自尽。这事被《人民日报》记者发现后，在《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认为这一事件是右倾回潮的典型反映。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以1974年5号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通知说：
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通知下去，从中小学到大专院校，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先后抓起了这方面的典型。就在这种背景下，哈师院于1973年暑假，组织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搞勤工俭学，其中一部分数学系学员由食堂管理科安排他们修菜窖。其中一个同学因菜窖塌方，被压在下面，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些工农兵学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