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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灾多灾重，大面积受灾。全区受风灾、雹灾三百万亩，绝产一百万亩。重点是七个县，四百六十一个大队，三千零六十三个小队；秋雨、早霜，大面积作物日照少，贪青晚熟，子粒不成，有数量没质量。如绥棱县大豆千粒重：去年205克，今年164克；苞米千粒重：去年244克，今年162克。
二是庄稼长势有假象，看不透估不准。群众说：庄稼长势喜人，拉上场院唬人，打完场惊（愁）人。估产偏高，层层加码，地区原先估亩产217斤，现只达到200斤左右。
三是对粮食形势估计不足，抓晚了，有些粮食确实分散了，浪费了。如啃青、牲口饲料等。
此外，我还明确告诉省里领导：绥化完成十五亿斤，是几个政策设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估计。如：饲料地不给了；羊留饲料不给了；投肥粮减少了；农建粮减少了；有些地方口粮也节约了十至二十斤；大牲畜也分开计算了，役畜留饲料少了；非役畜两个按一个算；种子每亩留十斤等。言外之意，这十五亿斤已经到头了，只能更少，不能更多了。
最后，我提出了几条建议：诸如不要草率从事，要过细地做工作，防止畸轻畸重，做好复查调整工作等。我们准备再看看，如果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省委没有别的指示，我们就准备返哈。后来得知，刘光涛看完我的电话记录稿，就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和做法。
回到省里之后，我才知道，我开了第一腔，许多人这才开始渐渐说真话。有的老干部对我的电话极为恭维，其中贾××更是说得我脑子忽然复杂起来。他说：
“谢谢你开了第一腔，帮了我们的忙。要不然，我们还得在农村呆下去。不能回家过春节。”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开头还真有一些考虑，已如前述。但是当我具体地了解了下面的情况之后，我却没有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听了一些真实情况之后，说出了人们要说但暂时尚未说出来的一些真话而已。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官、搞政治不容易，在我们中国更不容易。讲真话、听真话两者都难。我觉得人们常常不自觉，只有回过头来，才知道自己行进的轨迹，哪些步子走在正道上。上山并不感到如何惊险，猛一回首往往觉得心惊胆战。当回到哈尔滨听到人们说我开了“第一腔”之后，我为自己捏了一把汗。那一天，我回办公室找到了《韩非子》的《说难》，细细地品味起来：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
我掩卷思忖，想起炮轰派要求潘汪晋见、反映情况，而横遭镇压，总理独具慧眼、明察秋毫，替炮轰派翻案，以及自己经历的桩桩往事，脑海掀起了狂澜，心跳一时无比激越：老百姓的生生死死，往往就在那些大官们的心绪好坏或手掌俯仰的一刹那之间。今非昔比，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作为年轻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人、对社会应该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秉公办事，多替人、替社会着想。所谓明哲保身，就是熟谙世故、保官保命者吧。所谓说话要看对象，就是看人下菜碟、注意察颜观色者吧。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吧。
我想到这里忽觉好笑。这些都是旧社会人们得出的处世哲学。今天如果用以作为行为准则，岂不是对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我国自古就有所谓“以天下为已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今天我们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说法。遇到民间问题，无非是一些生活、生计、疾苦、困难方面的事情，应该如实反映，说真话、讲实情、用不着遮遮掩掩，去违心地办事。至于大是大非，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能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这才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有的情怀和操守。作为现代领导干部、特别是我们年轻干部应该具有双重品性：一方面自己要讲真话；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一种让人讲真话的气氛，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啊！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光涛还是一个实事求是者，在我的电话之后，又有嫩江、松花江等地工作队，向他传去了大致与我相同的报告，从而促使他下决心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妥善结束了有关催粮工作。
不过，这件事情的经历，就像一把烧红的烙铁，在我的脑海深处深深地烙了一下，且痛且深，永远也忘不了。我庆幸自己在这次征购粮中，自己带了一个好头。同时，我十分感谢同我下去的申林、李真等同志，是他们向我讲了真情，给我撑了腰，帮我拿了主意。顺便说，跟我一起下乡的这些同志，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
对于像我这样的思想性格的人，要是不说真话是何其难啊！？读者还可在后面读到这一点，而且我也将在后面来抨击这一点。
我在前面曾说过，我还在1971年的下半年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过基本路线教育。这次派工作组到下面，省委叫做“抓基层、打基础”，宗旨是通过基层组织对职工进行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张洪池带队，我做副手。我们一共去了10多个人，主要由文、教、体、卫和宣传部门的干部组成。我们在锅炉厂呆了9个来月，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实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锅炉厂属于中直企业，省里能做的工作只是一些服务性工作；刘光涛比较谨慎，又未深入体察或同工作组商量，只是一般号召；张洪池是个好人，但工作拿不出具体主意，针对性不强。
我领着一个干部——Z同志，负责16车间，我也很不主动、很不动脑筋，只是一般问问、谈谈。当时我家住在绥化，因此我吃住都在锅炉厂，有的是时间，称得上是全身心投入。我天天下车间，和工人师傅接触，跟他们聊聊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什么叫做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或者跟他们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街头见闻，跟工人师傅交朋友。谈的投机时，顺便了解工厂、车间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是找党员、支委谈心。定期不定期地向张洪池汇报。应该说工作组成员都是肯干的，但是整体地说，这次工作队下锅炉厂，对于该厂领导班子建设，工厂抓革命促生产，未能很好地结合工厂实际，和风细雨有余，有针对性的工作不足。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之际，犹如隔靴搔痒，作用甚微，有名无实，有头没尾。也记不清我们什么时间正式撤离锅炉厂。
从锅炉厂出来，也就是1972年上半年，我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18号的省委机关独身宿舍里，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期间我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几本小说。这里我不想谈什么读书感想。只是想说一下造访者。不能说此时的我，门庭若市，可也是天天应接不暇的。来看望我的，除了一些阔别的老同学、老战友来叙旧之外，使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许多并不熟识的某些处级干部，这时也纷纷登门造访我，向我倾吐真情和苦水，一再美言夸我。我一开始并未在心，后来我才察觉这是演徐公美的故事，并非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他们看我有朝一日可能当官，到时不忘帮他们一把。这事儿，我得注意。于是我注意接待的方式、方法，斟酌我的接待用语，以免人们对我寄予过望。我常跟人说，我是个重情重义郎，但也是个薄情薄义者，因为我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阿谀奉承。我自己无才，却有爱才之心，不会嫉妒人，却不肯为平庸者说好话。现在回想起来，未免不是一片傲气和书呆子气。
对于我来说，1973年是我政治上最为荣耀的一年，那就是，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其中的几组特别镜头更是无比珍贵。1973年5月份，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布置代表选举工作，加上台湾代表，共30个省市自治区。原计划在7月份开大会，因为天气热、工作多，推迟在8月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会分两段：预备会和正式会。
预备会分地区举行，包括北京。地区按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