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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们两派在北京时，毛远新经常穿着一身旧黄军装，挎褙一个旧黄布书包，把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找到一块唠唠，甚至开个玩笑，引得大家捧腹而笑。有时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把我们约到西苑旅社附近的一个公园的树林里，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同我们席地而坐，随便聊天。那时我们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觉得毛主席的亲人确实很亲、也很可敬。那时，我们之间是同志加朋友。现在，我觉得他在摆谱、端架子，俨然以上司自居，自命不凡，不认朋友，使之感到他离我们远了，不可亲、不可敬了。这使我想起我们班的艾和，曾经针对他的四月来信说过的一句话：“他代表谁？没有他大爷的签字，他啥也不算。”
大会期间，哈师院胡云飞、李阁卿等人曾经向我建议，要我找毛远新谈谈心，我将上述印象告诉他们说：
“毛远新已经变了。他已经离他的老子、他的伯伯差远了。”
我这个人，本来无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非分之想，而多少有点儿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想凭着自己本事干革命，而毛远新此时的作派，令我反感。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依傍人势，叫人家瞧不起。人家此时自以为高不可攀，我又何苦低三下四；人家自以为他现在是大人物、了不得，我又何必去卑躬屈膝般求见呢？”
当时我想，也许毛远新以为他的那封“四月来信”是助纣为虐，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了，这也何必，跟大家见见面做几句自我批评不就取得我们的谅解了吗？他可万万不能以领袖侄儿自居，因为靠别人支撑的门面，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上风传我和毛远新过从甚密，这是人们从时空上、从正常情理中的猜度。谁知此一时彼一时的毛远新啊。也许，这也是天意，否则，黑龙江就会有一批人因为见他一次而永远也抖落不清楚。这是后话。
1971年的省党干会后，经中央批准，对潘复生进行了隔离审查。1972年沈阳军区潘复生专案组于一月一日向中央报告：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31年入党，1932年在济南被捕叛变。专案组提供的影印件说明，潘复生在反动刊物《南针》上发表了悔过书。潘复生被捕前是中共济南市少共部长，也是当时济南市一个青年进步组织“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读书会，他在悔过书里说，这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因我一时思想错误，误入歧途，今恍然悟前思想之荒谬，愿将过去的错误纠正。他在供认中，表示悔过：说共产党陷害青年，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悔过自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在狱中，做敌人的“耳目”和“腿子”，充当“跑号”，积极向敌人告密，协助敌人破坏党的斗争。
197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沈阳军区专案组关于潘复生罪行的调查报告和罪证影印件。潘复生被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段历史，1978年随着全国叛徒问题不复存在而予以平反。
联系潘复生的历史问题看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在70年代初认为，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反常地疯狂，就是要以“左”的假面目，来掩盖其历史的右的这个真“实”。因为他一心要把右藏起来，就得给人一个“左的”好印象。正是毛泽东所谓“形左实右”。后来在柳河干校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省委青年干部学习班以及省委全会批林批孔期间，我都反复谈到这一点。
1971年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期间，我母亲去世。党代会之后的这一年秋天，我和玉梅请假回长沙省亲。这次回家有三个目的：一是祭奠母亲；二是接我女儿回来；三是同在长沙的原哈军工的造反派战友会面。
在回长沙老家的路上，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我们走下火车，一出长沙车站，前来迎接我们的原哈军工迁校到长沙的冯昭逢、厉志华以及随夫迁来长沙的我们同年级一班的焦彬林等几个同志，见面互致问候之后，冯昭逢小声地跟我说：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听说了吧？”
对于林彪的问题，当时大家通过批陈整风及一系列传达已经看出了大势，但他乘机叛逃，却多少感到十分意外。我急忙详问其故，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发现，人们的眉宇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喜，却在议论之时多少带有一些神色紧张，因为问题出在最高层，给人们谈话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觉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人们思想深处预感到中央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激烈，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我们几个老同志在一起，虽然坦荡得多，但也因为中央还没有全面传达，许多情况不明，也不便往深里说。通过这许多年的反反复复，大家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因为教训实在太多。所以大家很快将话题转向可以自由抨击的潘复生，大家对黑龙江省的历史巨变感到极为兴奋，以为这才还了潘复生的真面目。
“‘人能弘道’，确然不错。”厉志华说。
潘复生对军工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极其严重的，用“重灾区”来形容哈军工受潘复生伤害既真实又形象。虽说军工搬到了长沙，但潘复生的魔影似乎也在这里起作用。我们这些老朋友就是被潘复生的无情棒给打散的，如果没有潘复生的错误，有许多人来不了长沙。今日亲人相见，积聚日久的一肚子不满和义愤，便如火山一样激烈的喷发出来。多年不见面的场面首先变成了对潘复生的声讨会。
不要说冯昭逢一吐为快，就是厉志华和焦彬林，一说到潘复生，也是怒火冲天，满腹积愤。
厉志华是哈军工的一名政治教员，一月风暴时，参加了对黑龙江日报社的夺权活动，后来随着省革委会的成立，他留在报社评论部，起草了不少社论，很为潘复生赏识。但四月炮轰派起来后，特别是所谓“六？五”事件之后，他因为说过，“这样对待炮轰派可不行。炮轰派是群众，省革委对待群众总得让群众讲话。历史证明：没有采取高压把问题解决了的。一部文革史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是他在报社几个人闲谈时讲的，不料被一位过路的报社里的有心人听见了，将其报告了潘复生，并且建议潘复生注意舆论工具的“纯洁性”，要在报社、电台工作人员中清理一下有炮轰思潮的人，以便让“党的”喉舌，牢牢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于是厉志华就因为这句话、随着舆论界清查“暗炮”之举被清了出来。
“也好，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就要在后来倒霉了。”厉志华抱着我的肩，仰身大笑。
说着，厉志华跟我倒手指，向我历数报社里的学生、教师是如何一批批被潘复生从报社清理出去的。
同厉不同，焦彬林有着另一番经历。她是哈师院我们同年级一班的同学。我在上章提到的所谓“五？二三事件”中，她与同班持捍派观点的L发生分歧，焦认为L在毛著讲用会上言不属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进而引起冲突，互相斗殴。当时正值派性清队之时，由捍派控制的师院革委会将这件事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而加以追查，在系里加以点名批判，勒令她进行反复检查。因为这件事，她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影响，并在她的档案里塞进了一大堆派性材料。迫于形势，只好随在哈军工的丈夫老吴来到长沙，目前不得不在广播室工作。
回老家祭奠母亲以后，我和玉梅就把女儿志武从长沙接回到绥化。在绥化，1970年8月6日玉梅生了第二个孩子——志勇。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便在绥化定居。
我在1971年，随着批潘批林斗争的胜利，结束了逆旅生活，因为潘复生的问题刚刚揭露，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原来我在政治委员会的任职早已由潘复生撤销，新的职务还没有任命。这样，我的任务就是“参加会议”，而那时是“文山会海”，我实际上就成了“会议委员”，几乎沉陷于会议之中。当然也接受某些临时任务。
首先批陈整风，接着批潘。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按照计划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审定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四届人大做筹备工作。这时的毛泽东因为对林彪不满，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从我个人占有的资料看，也许有两个重要问题动摇了毛对林的看法：
一是林彪专门研究历代宫廷政变，并且对毛主席的评价、讲话有失偏颇，其中主要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七？二○”以后擅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二是林彪在1969年10月17日，在未与毛泽东打招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