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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认错。”
到1969年以后，潘复生的问题已经暴露无余，并且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根本不思悔改，而是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新的招术，继续玩弄他的那一套鬼把戏。这些新招术是：
一曰拼班底、争夺领导权。潘复生利用中央调整黑龙江领导班子之机，继续拉拢一些人，对抗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意图，极力扩大自己的亲信，排挤落实政策的人，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打。因为这里涉及人员问题，只能从略。
二曰封锁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毛泽东亲自批发的要求各地贯彻政策的文件，潘复生竟扣发了二十余件。
例如，毛泽东于1969年9月，针对两派问题，提出“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在中央批转江苏省连云港市建立革委会的文件上作了引述，潘复生拒不传达，一直到同年11月，不少单位在全省车辆厂现场会议上才得知毛泽东还有如此明确的纠正派性掌权的指示。
1970年3月，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共中央十七号文件》，中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批语，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仔细地阅读，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想，对毛泽东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政策。对此，潘复生也将其封藏在他的政治密柜里，谈何贯彻执行，直到1970年底，许多单位如梦方醒，闻知有这样的好事，深感这些说法、做法才对自己的心思，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体会到毛主席亲、共产党好。
三曰黑龙江省“特殊”论。潘复生说“六厂二校”的经验不适合黑龙江省情况。辽宁省在抚顺召开的贯彻政策现场会的消息，有人在黑龙江省加以印刷、传抄，潘复生指责这是散布小道消息，严加否认，并且通过哈市工代会的《工代会通讯》，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加抨击。说什么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出于反革命的绝望心理”，“从阴沟里爬出来的”，“恶意挑起派性斗争”，是“伸手要权”、“拆革委会的台”。
一三一九部队贯彻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潘复生斥责他们来黑龙江省“不了解情况”，“在鸡蛋里挑骨头，在肉里挑刺”，并一再声称“黑龙江省不存在一派掌权和落实群众组织政策问题。”
四曰阻扰、破坏落实政策的现场会。潘复生很懂得现场会的利害，也就特别害怕召开落实政策的现场会。刘光涛经过精心调查和策划，决定要在车辆厂召开一次落实政策的现场会。潘复生先是抵制，不许召开；在抵制不成时，又多方歪曲经验；最后在大家推动下，不得不在会上作了一个很不像样的讲话。
可以看出，潘复生此时利令智昏，所使用的这些新招术极不明智，手段既恶劣又笨拙。
如前所言，对于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漏网走资派、大搞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我作壁上观，有一种幸灾乐祸、走着瞧的思想。我到绥化之后，一头扎进了工人群众之中，把劳动当成了乐事，等待着看潘复生的下场。
潘复生的上述情况，我和玉梅陆陆续续得知，原来到绥化的压抑，本来因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理解，去了几分，这时更觉得，怡然舒畅，十分兴奋；我俩平时从来没有感觉人们对我们虎视耽耽，这时更觉得周围投来的是特别关爱和期待的目光。
当时下放到八一厂、同我们住在一栋房的，还有一位在省农机局担任技术员的哈尔滨人——栾国武。他经常回哈尔滨办事，不时从省城带回外地或哈尔滨的信息，另外还有工厂里的热心肠的其他朋友，从别的渠道得来的北京的一些情况。
在这些零乱芜杂的信息中，往往穿凿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对我的关爱和信赖。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两派问题、对黑龙江省工作的指示，传到我耳朵里，就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神话般的故事，经过演绎而富于浪漫色彩的北京精神，令人振奋，希望满怀。
我和玉梅对于这些演绎材料，反复琢磨，不断筛选，认真地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细心地把它们梳理起来，编纂成一串串珍贵的资料。哈尔滨到绥化，仅仅200多华里，在那个信息仅靠开会、电话传递的年代，从民间底层这个侧面得来的信息，所揣摩的省里工作的某些新动向、新趋势、新特点，感到特别可贵。我们有一种喜不自胜的预感：潘复生的末日快到了。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训练了我们的头脑，促进了神经的发育，增强了政治嗅觉和洞察力。这看来不成系统的一个个信息片段，在我和玉梅这里，便成了显现漫漫长夜即将结束的灿灿曙光，驱走酷酷严冬吹来的缕缕春风，久旱之后自天而降的滴滴甘泉，给我们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
但是，到揭、摆、批潘复生错误时，我却没有感情用事，借机发泄自己的满腔义愤。我只是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应邀”发言。在小组会上——我参加绥化地区小组，主要是听取其他同志发言。别的同志问及我，我也不愿意多谈自己受亏待、遭迫害的种种事实。我牢记毛泽东的话：夹着尾巴做人。
我的哲学是，在挨整时，要挺起胸膛，不要害怕，相信时来运转；在大家起来揭发潘复生、我得到平反以后，就要让别人说话，少出风头。对于原来与自己观点相对的群众代表，我坚决不打横炮，坚持多做团结工作，避免横生枝节，力争批潘斗争的全胜。这就是我参加批潘党干会的姿态。
在潘复生掌权时，有的群众代表自恃有潘复生作后盾，派性十足，盛气凌人，特别是上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各地有经验、群众有意见，还继续抱着潘复生大腿不放，跟着撒谎，欺上瞒下，不肯落实政策，甚至玩弄权术，压制批评、抵制意见，采取种种人们难以容忍的手段，惟恐因此失宠，拼命跟着抵制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
1970年10月15日，潘复生亲自主持省革委会机关毛著讲用会，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T说，“落实政策不是大方向，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前主要矛盾不是落实政策，是广大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受到潘复生的赞扬，并要她到哈尔滨市各单位去讲。
在潘复生被迫同意召开的落实政策的车辆厂现场会的常委准备会上，另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N在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车辆厂的经验“是从伯恩施坦和托洛茨基武库里搬出来的”，“如果车辆厂经验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二十三军、省军区、O一六、五0五部队支左都错了，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都得作检讨。”还说，“假如你们硬是要说车辆厂是派性掌权，群众组织政策不落实，两派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你们回去，到车辆厂去讲好了，我们这是全省的会，在全省搞你们这个东西，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说什么“派性掌权的论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且质问一三一九部队参加现场会的人，“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用心何在？”气的这位一三一九部队首长直哆嗦。
这些简单事实说明，这些群众代表受潘复生的影响，已经极端脱离群众和现实了，对此干部群众意见很大。但是，在召开省党代会前后，我多次做这两位副主任的工作，帮助他们同潘复生的错误划清界限。当其中一位副主任思想不通、托故不肯参加党代会时，我请车把他从他家请来参加大会。当时大会开会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是不见这位副主任。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感到他以前在潘复生掌权时的许多做法和今天对待党代会的态度都做的过头了，有的同志极为不满，感到特别气愤，贬斥之词脱口而出。但是，当大家见我把他领进会场时，也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体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胸怀和风格，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这些做法，使这两位不同观点的群众代表很受感动，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从而为消除派性隔阂、促进团结作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说实在的，一想到许多战友、同志和同学，在潘复生大搞派性掌权时，挨整受压的情形，我的内心感到极度的痛楚，在情感上难于通过。但是，我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团结胜利的路线，寄希望于这些同志自己觉悟，寄希望于这次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后解决和纠正潘复生的错误。我想，我不能再来个一报还一报，翻烧饼，又整他们一下。“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前些年，某些群众代表趾高气扬的做法我是很反感、也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借此报复一下，那我就也犯错误了，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风范，连古代的封建文人还不如。关键是必须解决潘复生的问题，大家从潘复生的错误那里吸取教训；只有团结整自己整错了的同志，才能把在潘复生影响下的人争取过来。应该以大局为重。后来的实践证明，我这样做，使省里上上下下了解了我的为人，也使那些跟潘复生跟得很紧的人，后来变成了我的朋友。对此，人们是不忘的。这一点我将在后面适当的时机来介绍。
谈到党干会，有必要在这里谈谈我对钦差大臣毛远新的观感。
1971年的党干会开了近三个月，毛远新在哈尔滨也待了三个月，可这位年纪轻轻（如果不错的话，那年他33岁）、就读于哈军工的学生、与我们这些出身于普通工农的造反派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他，此次来哈竟然把自己封固在花园村这个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设计的“行宫”里。开大会时，他步随陈锡联，披着一件军大衣，不时抖动左右肩膀，以防军大衣滑落，迈着四方步，神气活现、威风十足地走向主席台，还未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