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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省革委机关开会，因为等潘复生到会，个别人起哄，就把我和宋振业拉出来批斗了一番。
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让捍联总的人出来搞批判，最经常发言的就是我在前面介绍的L××。我在一次同专案组谈话时，对专案组组长张××说：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用捍联总出来揭批，你不觉得是违反十二条吗？他向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回敬他。
我说：“因为我是省革委会常委，群众可以批评我，但是你是省革委文革组的，你现在又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你有责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而没有任何权力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我也不怕你这一套。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恫吓，不怕高压。”
他同我谈到所谓绑架、谋杀潘复生的问题时说，别人供认不讳了，要我认帐。我说：“这纯属子虚乌有。别的问题，批判缺点错误，调子高一点、低一点，我并不在乎。但这个问题牵扯法律犯罪问题，必须毫不含糊。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你应该懂得这一点。”
他这以后就对我和气多了。
在反省室里，还有一位专案组的B某受张某的影响，也跟我大吼大叫，我也对他很不客气，严厉回敬他，他以后再也不那样蛮横无理了。
潘复生搞我，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在一天晚上，把哈师院院系两级主要炮轰派头头拉到省革委驻地一零七，对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面对面地“揭批”。这是一箭双雕之策：通过现场考察炮头头“转变”的真实性，并警告我已经孤立，不要有侥幸心理，好好交待问题，以争取主动。结果这些同志很机智地用一语双关的问答回敬了他们。比如：
“你认识我吗？”
“你记得有一次，你说潘复生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潘政委是什么？”
“你引用毛主席语录说，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潘复生也好不了。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你看见了吧？我们都来揭发你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老老实实交待吧。”
如此等等，弄得主持者大为扫兴，只好草草收场。
潘复生开始收拾我和宋振业，于是，全省依葫芦画瓢，完成了整炮轰派的计划，实现了捍联总一派掌权。
根据预产期，玉梅将在12月末临产。我几次通过专案组向潘复生要求，见一见妻子商量这件事，可是好几天不见回复，我只好向看守人张文鸣再作说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他得知原委之后，多亏他多方工作，我才在反省室得以见到玉梅。
我俩商量：关键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孩子不能跟母亲住独身宿舍。玉梅觉得住母子间太苦，也影响她上班；而我这一方，正在囹圄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何谈与妻团聚并养儿育女。以目前之状，在哈尔滨分娩，谈何容易，没有父母的安身之所，哪有孩子的立锥之地，送、接医院就是个大问题，找同志照顾，又怕连累别人，如果因为帮我而株连他们，我们怎能安心。再者，我经常挨批斗，什么情况她都会听到，这对坐月子不利。不如回南方老家生孩子，住满产假之后，把孩子放在老家，请人照看；同时产期离我远，眼不见，心少烦，可能也少为我担点心。不过，对于一个临产的人，要经过长途坐火车劳顿，也可能有不测。因此，我们商定及早动身。玉梅善解人意，很理解我，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人感应。12月12日下午，老天也不忍目睹我和临产的妻子甩泪在一零七门口作别。北风怒吼，天色灰蒙，彤云压地，清雪飞扬，街道上不见行人，一零七内外躯干高耸的榆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也在瑟瑟发抖，几片未曾掉落的枯叶，随着这时大片大片的雪花，依依不舍地从树枝上离落，更增添了妻离子散的凄惨。我眼睁睁地望着她泪流满面、顶着雪花、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门，多次回头向我挥手，一再示意要我注意照顾好自己，我强忍住眼泪以双手紧握之式回答她。我实在对不起她，在出门时连连向她打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她按着我们的约定给我打电报。在此之前，我们曾约定：生了女孩叫“志武”，生了男孩叫“志勇”，意思都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潘复生斗争到底。
送走玉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省室。玉梅当时双脚都已胖肿，原来的皮鞋穿不了，只好买了一双大布棉鞋，可没想到过不几天还是伸不进脚，于是将大棉鞋的后跟处剪了个大缺口。就是这样穿了这双大布棉鞋，左手拎着装满自己衣物的一个大袋子，右手拎着装满自己缝制的孩子的衣服和她自己也不能名状的布、片之类东西一个大袋子，由我们的几位老乡、朋友送上火车之后，自己步履维艰地挤进了一个普通平板车箱里，一位在秋林工作的广东同志，见她如此大腹蹒跚，忙打听情况，热情地帮她找了个座位，安顿好行李。这位来自广东的同志，约四十出头，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为人主动热情，事情想得周到。玉梅每每回想起这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同志，刻骨铭心，总觉得感激不尽，难表谢忱。
上车以后，她的心即回到了我的身边，情感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把脸转向车窗。人们欲问这位年轻的孕妇为什么这个样子还要远走回乡，她不敢作答，急忙擦干眼泪，强装镇静。
好人有好报。在北京下车后，她又遇到一位回湖南的解放军战士，这才告别了那位去北京出差的广东同志，坐上了去长沙的京广路火车。
因为劳顿，加上心绪熬煎，她感到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于是她恳请那位解放军战士再助她一臂之力：她决心在岳阳下车，投奔她的舅舅家。舅舅、舅妈在岳阳铁路部门工作，对她特别疼爱。因为到了长沙之后，还要乘汽车跑上百里的沙石路，以她现在的感觉，怕难以如愿。于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求助于列车服务系统，给岳阳她舅舅家拍了电报。15日12点多钟，由这位解放军战士搀扶，下了火车，由舅舅、舅妈接站来到了他们家。还未来得及向舅舅、舅妈请安，她就有强烈的不适之感，觉得孩子在召唤她，急于要见她、见世面。于是舅妈即送她去医院。第一家是区医院，大夫诊断说：“已经听不到胎音。”
她当然没有听到大夫说什么，但是当她知道去第二家医院——岳阳市妇产医院也表示不能收留她时，她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想，他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就不往坏处想。舅妈当即决定再送她到到岳阳市人民医院，经仔细检查，大夫告诉她：“胎音正常，只是稍弱一些。孩子体位也正常，放心吧！”
这时她破涕而笑。这是孩子出世前母亲的最欣悦的笑容，谁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艰辛，寄驻着多么大的热望。
1968年12月16日零时16分，我的女儿在岳阳市立人民医院降生。
第二天我接到电报：“我和志武都好”。
这短短的六个字，是我们在哈尔滨商量好的。它包含着母女平安以及我们的一切约定。见到它，仿佛读到了她写给我的万言书：一切不尽之言都在其中。我的心这才稍感平静，长舒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她度日如年，一身疼痛和满腔心里话向谁倾诉时，我就不敢再往深处想，强将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把自己的思考移向别处：这一切，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告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时至今日，竟有这样整人不眨眼的人。
她后来还告诉我，挺着大肚子来到舅舅家，舅妈问：“你这个样子正美怎么还让你回来？”
她没有回答，眼圈潮红。
“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眼泪簌簌而下。
舅妈不再问了，也许有难言之隐，她只有用爱来慰藉这位外孙女，而把满脑子弧疑埋在心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向她诉述原委，直到她谢世。我想，以慈爱为怀的这位老人，也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蹊跷，而感到难以忘怀。
她俩在舅妈家住到满月。那段日子多亏舅舅、舅妈照顾。1968年的冬天，岳阳市特别冷，最冷时达到摄氏零下十一、二度。南方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她和志武住院期间，舅舅、舅妈天天送吃的、用的，换热水袋，不待细言。回到舅舅家，舅妈拍她和孩子冻着，到市里买来最好的木炭，生着旺旺的火盆，做了一个八斤重的棉被，唯恐她们母女冷，以致于玉梅因为太热而打被左膀受了风，把舅妈急得团团转，费了好多办法才把她的膀子治好。
孩子刚满月，母女俩就踏上了回长沙东乡的南下火车，同舅舅、舅妈挥泪而别，由志武舅舅堂德用手推车把她们从川山坪火车站接到我们老家——新田里，约有六十多里的路程，用了大半天，从上午10点多钟直到晚六、七点钟。
我家和她家隔着一条大花河，她家在东南方，与我家成斜对角。顺风时呼叫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毋庸说她回家同我父母和我岳母相见时的心神绞痛之情，也不必诉说她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一路颠簸的皮肉熬煎之苦。只要知道从城市来到乡村这条件变迁的差异，就可以想见她的境况和心情。同时，她又考虑我父母、她母亲年纪大，怕他们担惊受怕，白天强装镇静，不能对他们讲真话，他们问及有关问题只能曲承应对，言不由衷，更增加对我的牵肠挂肚和百般难言之苦，晚间思想起来，伴着孩子暗自流泪，常常难以入睡，或在恶梦中惊醒。因为上火，乳汁早已变成眼泪淌干了，孩子完全依靠喂奶粉和大米糊糊，使之难上添难。孩子白天喝糊糊，晚间喝奶粉。
当时我的两个嫂嫂的子女也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