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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部干校只在抚顺办了半年，就迁至湘潭市下摄司。我虽然一度因没能上高中而懊恼，特别是接到一些上高中的同学的来信，情绪曾经一落千丈，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夜晚辗转反侧、细细思量，想通了我的父母力不从心，也就不再钻牛角尖了。我没有意识到，随着斗转星移，环境的转换，条件的变迁，自己那些不能上高中、读不了大学的想法，此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所谓“乐不思蜀”。我第一次听人讲“随遇而安”的哲理，不要去苛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想，也就坦然了。干校是全新的，只有两个班。我被分配学习化验。此外，还有一个描图班，两个班加起来一共100人。这100人，大部分来自长沙、湘潭、株州等市郊较贫的家庭。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浙江同学。干校只办了一年，但这短暂的日日夜夜，同学们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管理严格，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课程安排紧凑，课外活动丰富多采的缘故，加上大家都是远离家乡的江南农村孩子，一个个十六、七岁，充满理想，天真无邪。所以，彼此坦诚相见，友谊与日俱增。干校的生活，至今在我们这些同学之间回忆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担任校团委宣委和班学习委员，提高了说普通话的水平，增强了策划能力和开拓能力，学习了许多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学习努力，又在出板报，搞宣传，办晚会等方面，冲锋在前，很快便成为同学们的核心。无论湖南、浙江同学，都愿意同我交朋友。
然而，来得突然的好事，往往也是去得匆匆的。因为1956年国民经济“冒进”了，根据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属于盲目招生、招干、招工来的，按着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必须来个哪来哪去，将我们全部退回去。但是，因为后来有的地方这么做之后，出现了群众闹事的事件，于是国家便改变了初衷，采取了调整政策。即为了妥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动员我们升学，答应保留干籍，拿工资的70％即1965元，享受调干待遇。当时，动员我们报考的只有中专4年和中技两年两种，我因为家里困难，只好报考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学车工，半工半读，同样地享受调干待遇。于是，1957年9月，我再一次北上，来到了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开始了我的半工半读的新生活。尽管我在口头上，多次发出豪言壮语，当个光荣的红色工人，甚至给家里写信漫夸自己学习轻松愉快、成绩好。不过，内心深处，觉得像自己这样学习好的学生当工人是屈了材，有一种不改变这种地位绝不罢休的强烈愿望。同时，个别老师讲课时常发出讥讽之语，伴有瞧不起工人之言，这更使我的心境不宁。家庭的境况竟是如此使人不能开心颜、令我不得展壮志：难道一个人的家庭条件真的铸就人的一生吗？不，我要奋斗！
到技校学习，我确实感到特别轻松。为了改变我的境况，我暗自下定决心，排除困难，努力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我想，惟有学习好，才有出头之日。我的成绩突出，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和良好的群众关系，我担任学生会、校团委宣传委员。我除了按时出版黑板报以外，还利用学习之余，办了一个不定期出版的油印小报和一份诗刊。这期间，学校打字室的朱老师教我学会了刻钢板、套色油印等技术。我们印制的套红色的小报和诗刊深受校领导、团委和师生好评。1958年，随着大跃进，全国掀起教育改革高潮。当时电机校广泛开展勤工俭学。同学们搞勤工俭学，唱勤工俭学。我们班在我的鼓动下，由我撰写歌词和朗诵词，郭金镛谱曲，我领诵，自编自演了《勤工俭学联唱》，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件事深深受到学校领导的赏识，夸我是一个全面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7年全国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干校当时因为忙于改制，学校领导和老师也忙于帮助我们升学考试。这样，1957年夏季这场政治斗争的烈火没有烧到我们身边。不过，我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看到了这一幅烈焰图。又从家信中，得知我的小学的几个我敬爱的老师——罗校长、谭振林、彭树航等，因为给学校党支部领导或个别党员工作方面提出了尖锐性的意见，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事实，在我赞美党的反右派胜利的激情中，却有一股并不全然理解的溪流混杂在我的思想深处。文革期间，我们给哈师院冯镇魁等一些右派平反，与我内心的这股暗流不无联系。这是后话。
在刚刚纠正了“冒进”之后，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赶美超英”的部署，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学总路线，各条战线开展比学赶帮，城市里搞大炼钢铁、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于是全国掀起了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就是当时称谓的“三面红旗”。这期间，全国人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限信任，怀着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热气腾腾，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我作为学生会、校团委宣委，在当时“赶美超英”鼓动下，心海激荡，感到坐不住学习的板凳。学习之余，常常为当时人们的斗志和干劲，蒸腾激昂的热情而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也经常夜晚被叫起来写宣传稿，或到现场为大炼钢铁而战的教职工呐喊助威。由于我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积极冲锋在前，因而分别于1958、1959年连续两年受到哈尔滨团市委嘉奖，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模范团员。这期间，我完全被当时的政治气氛所感染，感到自己生逢盛世，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是多么幸福和自豪。
就是在这种教改的热潮中，于1958年9月，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改名为电机制造学校，由技工校升级为中专。学校急需一批政治辅导员和行政干部，由于我的学习比较好，并且表现出好的工作能力，于是1959年3月，学校从学生中物色了我等几个学生，提前毕业，把我安排在学校政治科工作。对此，我十分高兴，我觉得好事连珠，跨步格外高远。我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对我如此关怀备至。我朦胧地有一种感觉，个人的意愿只有融化在为公的奋斗之中便能实现。我后来上大学期间方意识到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向民主主义思想的初步转变，它是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飞跃。
1959年前后，全国教育界中专以上学校，大都选调出一批优秀学生出来工作，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精神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从学生中选拔出来当干部，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我就踏上了教育界，并且基本上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踏上教育界，对我的人生旅程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把当发明家、诗人和作家的意愿，一时抛在了脑后。
我到政治科并没有一开始就当政治教员或做政治辅导员，而是要我办一张正式的铅印学校小报，当专职校刊编辑。
小报为对开四版，只出了三期，因为纸张困难而被迫停刊。但是，这三期编报对我提高极大。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一个编委班子，但实际上，每一期报纸，从策划、组稿到编辑、版式、美术设计、联系印刷厂、校对，以至于最后发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有时候，因为有的稿子经过学校领导审查清样之后，有所增删，需要调整版面，及时作出补白或删改别的稿子。我记得出“七一”特刊时，因为何校长的一篇文章，他自己又作了删节，在印刷厂处理最后清样校对时发现出了一个空白。必须将其填上。当时时间紧，印刷厂等着上机，来不及再找别人写什么了。在工人师傅的鼓励下，我即兴写了一首七绝，用偶得作笔名。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受到印刷厂工人师傅击掌叫好。报纸印出来之后，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也报以赞扬。
回忆起来，这短短的三期报纸，使我受到一次全面的锻练。
首先，它迫使我抓紧时间学习。为了办报，我订了一份《新闻战线》，结合这份刊物，我还学习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文章，细心地阅读了当时《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等几乎所有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这些报纸的副刊，我无不贪婪地阅读。此外，我还阅读了其它书刊资料。通过这些阅读，领会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和研究有关办报的基本知识，有力地提高了我的写作和编审能力。
第二、通过办报，促使我加强了时事政治学习，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学会了从报纸语言中，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体会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技巧，提高了总体策划、统筹全局、综合处理事务的能力。
第三、通过办报，学习了同校内外各方面打交道的一些方式、方法，体会到在何种情况下原则性和灵活性应如何统一的一些策略技巧问题，加强了应变能力。
第四、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抓紧时间是多么重要，理解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含义；更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