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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复生主持的常委会上，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指示时，潘复生再一次提出，“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提高警惕，深入开展大批判，要坚决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在这个期间，潘复生先后多次发动了对宋任穷、欧阳钦、李范五、杨易辰、王一伦等人的大批判。他组织各种知情人（即原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原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以及他们的秘书等）的会议，一个个地亲临现场指导，口问手记，循循善诱。对此，潘复生自我欣赏，且很得意，感到用这种办法揭发了上述领导人不少“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并以此认定，大有干货可捞，就是思想不能右。这里的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就是平日里因为私情而说的某些当时不太合时宜的话。潘复生用种种手段，又打又拉，又逼又诱，掏出某些人的“心里话”，以供他作为向他们攻击的重磅炸弹。以致于后来我省有三个领导人，因为揭发欧阳钦，提供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被欧阳钦点名他死后不得让他们参加他的追悼会。我想，欧阳钦气愤的，绝不是认为他的部下揭发了他，因为这在当时为情势所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是两人个别谈话，具有极特殊的时空条件，属于朋友之间的私情、隐私，茶余饭后说出来的一些快言快语或者漫不经心的几句短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些牢骚，怎么可以将它们扯到政治生活，并用这种损人损德的事情来换取新主子的欢心，谋求自己的解放，甚至攀高附贵，这就有丧良心，为人们所不齿、天理所不容，使这位老革命动了肝火。
5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批准成立了在庆安柳河开办的“五？七干校”。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根据周恩来多次提出，如何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潘汪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5月6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
“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10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送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受到如此推崇，在全国很快取得了新党校的地位。如前所述，它的初衷是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它的设计者提出：一是通过干校这种形式，集中组织下放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著、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和参加体力劳动，给他们一个离职学习、锻炼，再提高的机会；二是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体力劳动，用来改造犯错误的干部，对于其中表现好的，予以重新启用、任职或加以提拔。但潘复生在不久之后，就将它变成一种单一的功能，即用来作为惩治犯错误干部的劳动改造所，提出了很多“左”的口号和做法，而在其不断反右之后，又变成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另类处置所，因而使“五？七”干校步入歧途，离开了原来设计者的良好愿望。
也许出手太顺利了，潘复生兴高采烈地继续做他的反右倾伟业。
5月初，潘复生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其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我记得大约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潘复生立即指示各级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并在不久又同意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商店“闭店”搞革命的做法，用以揭开商店的“阶级斗争盖子”，接着他又从7月下旬到8月初，亲临现场，到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财贸战线的迫切任务是狠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我记得最清的是8月中旬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潘复生为省直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稿子。
公正地说，潘复生写报告稿子，有一个好的做法，那就是他事先跟起草人个别商量，提出他要讲的详细提纲和具体写作要求，供写作班子参考。值得玩味的是，这本来是惯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以前在讨论潘复生报告稿子时，起草人从来不说什么。可是，这回为他起草报告的陈俊生却在讨论前先作了一个郑重声明，告诉大家报告稿是按照潘政委（潘复生这时兼任省军区政委）的具体指示起草的，但由于理解的不深，希望大家进一步提出意见。说完，陈俊生特别瞅了我一眼，似乎要我理解他的苦衷，我报之以苦笑。
在这个报告稿中，潘复生提出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命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这是我这个政治系毕业生当时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我在翻看报告草稿时反复想，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这是最近屡见于中央报刊的提法，但是，中央报刊还从来没有像潘复生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一再提出反倾向要特别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来没有说过只要反一种倾向就行。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开展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觉得当前既有右倾思潮，这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对江青不满，攻击毛主席；但也存在着严重的极“左”，这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讲民主、自由，不讲集中、纪律。两种倾向，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都很不利于团结两个大多数。这在全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就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怎么说只要反右就行呢？这种提法和做法，不仅在实践上很有害，在理论上也是根本错误的。我实在想不通，几次想发言，但是，一想到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情，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感到脊背冒凉风，不寒而栗。我的思绪首先回到我和宋振业的检查上。
在我看来，潘复生急于要挽回失去的面子，恢复自己的权威，便通过不断反右来实现这一愿望。它运作两条战线：一是大抓漏网走资派，致使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又面临着被重新打倒的危险，在干部中制造紧张气氛，人人自危；二是狠抓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修正主义特务；叛徒）、阶级敌人和现行反革命，在群众中制造紧张气氛。在这种政治情势下，人们噤若寒蝉，说话极为谨慎，唯恐一时说错了话，被人打小报告而被抓住，送上政治审判台。凭着这种政治攻势，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利用捍联总一派掌权，把重炮对准炮轰派和支持炮轰派的领导干部。省革委会也有人放风，要给范正美一点颜色看看。鉴于这种趋势，我和宋振业商量，应该向潘汪做个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有缺点错误，以争取主动。我向宋分析了潘复生的心理，宋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说：
“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错误根本不认账，迫于总理的压力，瞒天过海，对中央搞欺骗，说假话，蒙混过关；对下耍职权，施淫威。照理说，应该是他主持捍炮两方面的常委坐下来，谈谈心，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双方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促进全省形势的发展。但是，因为他不认错，甚至要报复我们告他的状，继续支一派、压一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高姿态，可以争取干部群众的理解，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就会被动。”
“对，调子不妨高一点。”宋振业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们伏在办公桌上，他一句，我一言，很快成稿。于6月10日，我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我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查。我们抱着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的错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提供材料，同时也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段历史，我这里引用几段原文。我们在一开始检查说：
去年，在阶级敌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