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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的‘造反有理’过时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公然违抗中央41指示，拒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工交系统红色造反团平反，拒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顽固地坚持二月黑风的严重错误。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混淆敌我界限，视革命群众如洪水猛兽，制造“逆流来自大专院校造反团”的谬误。把炮轰派中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的对新政权的公开批评和监督打成“反革命逆流”，把炮轰派说成“反动势力结合体”、“敌我矛盾”，从而压制群众，反对群众，镇压群众。
我们炮轰某些领导同志宣扬的“军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垒”的谬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违抗中央6？6通令，支持并亲自率领捍联总进行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他们调动数万名工人，170多辆战备车，用以镇压炮轰派，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以‘炮轰’与‘不炮轰’作为区别左派的唯一标准。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不但不虚心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学习，而且还污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信。
我们炮轰黑龙江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歪曲报导，围剿、压制炮轰派。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转移运动大方向，自上而下地向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大中学校、郊区各公社、武装部门、居民组，部署对哈师院的围剿和攻击。
《宣言》说：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赵去非之流非但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准备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炮轰，不回击，不彻底粉碎怎么能行呢？
宣言指出，黑龙江省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问题是复杂的，为了解决问题，提出五条建议：
一、潘汪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来，勇敢地检查最近几个月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把赵去非交给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三、立即解散捍联总，令其主要头头作检查，向被他们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赔礼道歉；
四、坚决执行中央4？1指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2？9公社、佳木斯8？25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彻底平反，被保守组织篡夺的一切大权还给革命造反派，进驻军工、建工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6？6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6月27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四号声明》是我们转变立场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必须承认右倾，主要问题是没有公开批评省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也没有肯定炮轰派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据到京的哈师院同志回忆说，师院造反团的这份炮轰宣言在通过时，差不多每宣读一段，全体与会人员就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大会雄浑悲壮，气氛浓烈，极富战斗性，每一个人都感到正义在胸，热血沸腾，并且良心受到极大的激励。参加会的除了哈师院的红色造反团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以外，还有来自全市、全省方方面面的人物。据后来许多人向我介绍，他们参加了那么多的造反派集会，也没有见到如此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群众大会。有的人说，只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才会理解和平年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众怒，什么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什么叫做无所畏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为平民而战，为真理而战，其他都是无所谓的。后来起草人张锦龙见到我，谈到了他当时起草文告的心情，不无感慨地说：
“主持起草的是杨桂宾，他领着我们讨论时，大家情绪异常激动。杨桂宾来回度步，不时发表一顿感慨，对我启发和激励很大。我在执笔时，怀着莫大的义愤，感到周身热血奔流，充满正义感、豪气感，真正是一气呵成，许多语言像子弹一样，一排排从心底喷出，整个文章没有雕饰，也没有刻意追求遣词造句，只觉得是在诉说大家的心情。真的，我在宣读时，许多人情绪激动，泪流满面。再没有良心的人见到那种场面，他的心也会为之震颤。”所以，后来任万新对我说，他要写一部《炮轰运动》，就像《九三年》写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记述这场反对错误路线的悲壮斗争。
与此同时，我和宋振业也在北京会见了在京炮轰派。会议由冯昭逢主持，我和宋在会上先后发言，并各自作了检讨。应该说，我的检讨是毕恭毕敬、十分坦诚的，然而，我从人们对我的掌声判断，人们赞赏宋的检讨，而对我颇有微词。原因就是我深知炮轰派队伍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联合体，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点，所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也不尽相同。在我的发言中，人们听到了我的画外音：没有迎合他们中某些似乎很有勇气、很革命、只顾自己痛快而不计后果、乱喊口号的人的心理，以及他们惯用的一些词藻，检讨里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是犯罪，也并不肯定炮轰派的所有做法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同时还提出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炮轰派的主流，也不是炮轰派的基干队伍，但是他们不动脑筋，没有认清形势的严峻性和自己的真正处境以及斗争的艰巨性、前途的险恶性，还是造反初期而眼下已被人们否定的那些东西，我最担心的是因为他们的鲁莽危害整体，以至于因为他们的走火而导致整体的原则性错误。我定的调子是师院炮轰宣言的基调。我感到，我们是头头，有使炮轰派致胜的义务，而绝无滥用词章、迎合某些人的权利。会后我对冯昭逢说，“头头是领头，而不是跟班。头头必须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冯昭逢笑呵呵地连忙说，“是这样，我理解，我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把炮轰派几乎推向绝路，也把我们这些头头弄得十分被动，读者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
北京的夏天不热，但1967年的北京政治斗争却是火一样的暴烈。在京的我和宋，基本上是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思路去工作的。然而，人们的思维不免带着当时当地社会思潮的影罩，我们的言行正好反射着这种轨迹。
到北京之前，北京对我们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央两报一刊，还有我们师院的驻京联络站所了解的情况，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政治状况经过时间和媒介的筛选和过滤。而现在我们置身在北京，耳濡目染的种种事实，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情绪、思维和言行，我们的神经还不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而阅历和知识的肤浅，意志和耐力的弱点，以及对新的群体的微弱的反座力，更强化了这一点。这里要谈的是当时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及其对我们思想、情绪的影响。
所谓武汉事件，当时叫做7？20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武汉军区也于1967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开始进行“三支”、“两军”，介入文革。2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和造反派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南下学生的支持下，进入武汉《长江日报》报馆“红旗大楼”，并接管了《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史称《2？8声明》，提出武汉要大乱才能走向大治，目前武汉形势严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还没有批判，造反派还在受压。2月19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江日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过了10天，也就是28日，武汉军区针锋相对发表《声明》，矢口否认这次报社夺权出自于军方支持，严正声明，当时派人进入红旗大楼只是保卫报社，维护秩序，决不是支持《2？8声明》，甚至声称在《2？8声明》中签字的军方代表是军队造反派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便起劲地提出抗议，两派斗争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组织造反派进入武汉军区机关交涉，被认定“冲击武汉军区机关”。
如前所述，中央为配合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的部署，针对个别地方发生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曾发过一个《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根据这个《八条》，武汉军区和当地公安部门于3月17日，逮捕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其他骨干分子若干人，又在3月21日，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通告》，在陈述各种罪名之后，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两派对立由社会的表面平静，进入各个单位的高压的激烈斗争。这种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4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要求各地对于在夺权斗争中持不同意见和冲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人，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律平反，所逮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