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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敬重村里能舞文弄墨的冯、林两位私塾老先生和陈有才哥哥，认为他们饱读四书五经，愿意听他们讲话，感到他们像我母亲讲的那样，有知识，有才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平时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走笔龙蛇，神气极了。但是，我母亲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土秀才，还是离不开锄头，围着庄稼转。
我的婴幼时期是异常苦难的，既遇战乱，又因家境衰败，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便成了我母亲教育我的活教材。有几件事，至今回首仍令我怵目惊心。
1938年抗战伊始，我还在襁褓里，战火就烧到了我的身边。一次，传说鬼子要进村，乡亲们急着躲兵，一家家很快躲到附近的大山——缺头岭上去了。我母亲为了收拾东西，只身领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凭借着朦胧的星光，母亲用箩筐载着我，艰难地走到刘公冲的山坡上。不料，这时候，有一队鬼子兵正从村里的大路上经过，离刘公冲不过半华里路，不知是树叶还是枝条划着了我的脸，因为刺痛，我“哇”地哭了一声。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路上鬼子兵行走的脚走声和猫头鹰偶尔发出的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唰”地一声卧倒，立即把枪口朝向响声处并“咔嚓”“咔嚓”拉动枪栓，这使我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全身汗毛倒竖。母亲急中生智，赶紧用乳头塞住我的嘴，使我再没有哭出第二声，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几分钟后，猫头鹰又叫了一声，打破这相持而可怕的宁静，鬼子兵见无别的动静，才爬起身来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也是为了躲兵。我二嫂抱着两岁的我，走到去刘公冲的腰塘边，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就把我置于腰塘边坐着，自己急忙往家回跑。腰塘离我家约有300多米。等回到家见着母亲问及我时，二嫂如梦方醒，我母亲急忙领着二嫂往腰塘跑去找我，只见我依然端坐在腰塘边。母亲破涕为笑。当时腰塘里的水，离塘崖仅一尺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听到她一说，吓出了魂，我赶紧跑到那里，你还端坐在那里拔草玩呢。真是福大命大。”我母亲以后不无后怕地对我说。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漫漫长夜的抗日持久战，来回拉锯，老百姓险象环生，应付兵匪，岂只过三，还过四、过五，没完没了。一次，我们村里来了一队伪军官兵。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面，用步枪顶着捆绑我的腰带举高，欲逗我玩，殊不知这样的玩笑，若掉下来，不死也要残废。正在我母亲万般无奈急得团团转时，伪军里的一名长官出面加以制止，算是救了我的命。
母亲就是用这些我亲身的经历来教育我：“马瘦被人骑，国弱被人欺”。
我常常为我的小学教育而自豪。可以说，我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1948年春季入白石桥小学读书，第二年就解放了。我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长沙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配得很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两个老师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有病辍学到这里教学。这些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崇尚德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老师们爱我聪明，学习成绩好，倍加栽培。比如，谭振林老师，彭树航老师，罗敦德校长，对我特别关怀，而倾注心力。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们十分喜欢我，经常夸奖我学习好，鼓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校长给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彭树航老师因为有点亲戚关系，在其对我的关爱中，有着别一种寄驻，不足以多言。总的是，老师们对我要求很严格，从不姑息一时一事。但这里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服气的，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童年的心灵。
事实是这样的：在我上二年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将家里的一把心爱的小折叠刀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这小军刀，配有一大一小两把刀，折叠时约一寸半长，铜质手柄，做工极为精致，玲珑可爱。我接过手，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快上课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课桌的二层档板上，下课时没注意经管，不料回来再上课时小刀不翼而飞了。我这一堂课连老师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下课后，我赶紧告诉这位同学，他当时啥也没说，事后却把这件事报告了谭老师。谭老师既没有找我谈，也没有在班上搞什么调查，却在期末操行评语的末尾给我写上了一句“希望不要贪小便宜”。我想，谭老师以为是我把小刀给弥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我去找谭老师说明情况。谭老师说，“真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冤案，它是我敬爱的人对我的不信，一时伤透了我的心，好久我的心情也未能平静。一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我的那位同学不该不明不白地告黑状；第二、谭老师是个极聪明的人，不该不作调查，竟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背着我写操行评语，污辱我的人格；第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开，搞个水落石出。因此，在这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告黑状的人深恶痛绝，而对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更是觉得不能容忍。
在我小学老师中给我留下美好印象且对我做人发生最大影响的是罗敦德校长。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小事是，学校举行成立少先队中队庆祝大会的前夕，我被推选为少先队中队长，当天放学后，和其他几名中队委被留下来，参与学校少先队成立的筹备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分配红领巾。当时有几条红领巾不是一块整布做的，而是由两块对缝起来。
“我不要这条红领巾。”我指着一条带接缝的领巾说。
“那么，你说给谁呀？”罗校长兼中队辅导员，面带微笑而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一时无言以对。罗校长见我有点难为情，脸涨得通红，便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干部的可不能只想到个人，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甩给别人。而且都是新领巾，只不过做法不一样。其意义都是红旗的一角。因为怕担材料，所以，裁剪时就有整块的，也有对接起来的。你说对吗？”
我的心为之一颤，我沉默了。
于是，罗校长叫我们坐下来，给我们几位队干部一连讲了好几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故事。我指着那条带接缝的领巾，诚恳地对罗校长说：“这条红领巾我要了。罗校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你放心吧。”
罗校长甜甜的一笑。
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我上大学时，作《回忆我的老师》命题作文时就回忆了罗校长对我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就是罗校长这次教导，在我的心中牢牢地竖立起来的。从此，关于公与私也在我少年心头第一次有了意识，并产生了对共产党、共产党员无比崇敬之情。心里想应该以罗校长这样的党员为榜样。
谭老师和罗校长的做法，一反一正给予我影响至深，毕生起作用。以后我才知道，这不仅反映了两人的不同的教育方法，而且体现着两人的不同情操和世界观。共产党员就是与一般人有着不同的素养和品格。我原来对谭老师是很敬重的，认为他很有才气，字写得漂亮，课讲的好，但自那以后，我对他便另眼相看了。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才气，但首先还是应该有德性。现在看，这样以一时一事论谭老师未免有失偏颇。
在学校老师的指教下，我品学兼优，期期都得第一，期期都受到学校的嘉奖。但我并不是一个只图自己进步的学生，特别是加入少先队、受到罗校长的教诲之后，更自觉地注意从多方面帮助后进同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帮助杨庚石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做得突出，效果明显。罗校长还把自己得的纪念章作为特别奖，在全校大会上授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在学校里，罗校长还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他指导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排练小型活报剧、话剧、秧歌剧，到附近的乡村演出，搞宣传，作讲演，在道两旁的房屋墙壁上，刷大字标语，办黑板报、墙报。当时我还是学生会的干部——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以后又是少先队干部，这些活动，不但有我参加，而且常常是领队。因此，经常在大、小会上讲话，参加筹划一些活动。应该说，这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宣传鼓动，在罗校长的鼓励下，我做得特别用心，也特别好，常常受到学校和社会的称许，自己也倍感荣光。
人生之旅，前进或拐弯，甚至走回头路，常常因为外部某些特别的事件而改变。在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为我办了一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巨大的影响。我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剩下我们四个：桂姐、纯哥、其哥和我。昭哥、桃哥在壮年相继离世，还有我叫不上顺序也没有记忆的哥哥姐姐，或于婴幼年陨命，或在十多岁病折。可怜的父母在连年战乱和频频丧子的打击下，泡在苦难和泪水中挣扎度日，加上过度劳累，身体减弱，到我纯哥、其哥成家分居之后，特别是我母亲的体力大感不支，便想找个帮手。于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父母就张罗给我找个媳妇。
那是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