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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不过当了一段临时工。”说实在的，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许多造反派也是这么想的。
在北京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红政会的问题。红政会是黑龙江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的简称。我当时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这件事也许对研究文革史有某些参考。这里有我就红政会给张万春打电话保存的手稿，我把它抄录如下：
听说明天就要召开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提几点建议：
1、要充分认识这次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意义。红卫兵运动是我国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搞好红卫兵政治思想建设，不但是当前左派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我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并且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我们已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夺了过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可能有反扑。搞好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要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总结经验，提出任务。同时要为其他左派提供榜样，摸索一些办法。
2、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从会议安排、日程、报告、决议，革委会都要责成专人抓好。
3、重视内容，不要讲形式。会要开得朴实、认真、细致、落实。
打电话的时间是3月16日上午。黑龙江日报在17日第一版用了通栏大标题发了这个电话的精神，并且配发了社论。
这个政工会议是我在家里定的。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呢？可以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我们认为，左派队伍里，出现了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1）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主要表现在对待干部、保守派的组织以及自己内部三个方面。（2）单纯军事观点，主要表现是材料第一，只要干货，忽视活思想；只重视抓专案组，忽视群众运动；只注意冲打，忽视总结提高；只重视镇压反动组织头目，忽视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二是夺权后，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某些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力；对红卫兵组织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抓得不紧；领导对思想工作和活的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没有把根子扎在基层。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都详细写在《关于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里，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对红卫兵的自我认识和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于了解和分析文革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3月21日我们乘飞机取道沈阳回哈。在沈阳辽宁宾馆会议室，宋任穷、顾卓新、喻屏等东北局领导人接见了我们汇报团全体人员。宋任穷一再地表示，向黑龙江省祝贺，向黑龙江省学习，黑龙江省创造了革命三结合的经验，希望发扬光大，好好总结。接见时，宋任穷同潘复生一对一式的谈话，没有别人插话，别人也不好插话。概括起来，他们的谈话，主要围绕三点：
一是关于“三结合”问题。宋说：“革命的‘三结合’是从黑龙江省开始的。在你们召开（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的誓师大会的前一天，哈工大的陈造反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当顾问，我们按《红旗》四期社论精神，和陈造反谈，还是当委员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现在当主任和副主任了。黑龙江省有经验，你们好好总结，不只是省一级，地、市一级也要搞。”并说，“现在结合的干部少了一些，逐渐地要加上去。”
二是潘复生传达周恩来批评军工造反团对27人的处理，宋很有感触地说：“哈军工是个问题，对‘二十七人’反动的大字报，应该进一步批判，但不能扩大化。我们在这方面有亲身体会。过去斗争时肃反扩大化，我们被搞得连话也不敢说。那时我们自己也害怕，搞人家，也害怕别人搞自己，形成了人人自危。过去斗争杀人哪，掉脑袋；毛主席伟大的很。现在不杀人，留头说话，捉起来也没关系，因为还活着，可以说话。”
三是潘复生说到造反团要加强学习时，宋任穷说，“总理怀疑造反派能不能坐下来好好看看社论，好好学习学习，所有的社论是不是都看了？要学习和研究中央的社论精神。要坐下来写点东西，写点好文章。像北京三司的‘破私立公’，上海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等文章写的很好。”
此外，他们还谈到矿区、车站、码头等一些重要部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的问题。
看起来宋任穷很兴奋，和他到哈尔滨市的精神状态相比，似乎有所改变，可能从黑龙江的赴京汇报中，看到了希望吧，也或许是黑龙江给了他如此高的礼遇，使他感到一时的轻松。因为在受到黑龙江省造反派的朝觐期间，正是他遭受辽宁两派群众组织的夹击之时，日子并不好过。这是后话。
在我听起来，两位老领导的对话，语重心长，是对军工造反团，也是对我、对我们全省人民说的，很有份量。
北京之行，结束了我的一段人生旅程。
50天，昙花一现。
但是，在那个时代那样的非常时期，我尽了力。我献给黑龙江人民的是，一片赤诚，一片爱，一个真实的我。
第2部分
第四章 京挝谏鼓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
理路上否，毋惮其难而稍微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明］洪应明
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苏］约？维？斯大林
文革的历史进程，总是不能按照善良人们的愿望与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和轨道发展。毛泽东的创新理论、革命探索性的实践，广博中的疏漏，加上长鞭莫及；原来的党的系统和国家机器，已经瘫痪或者被击溃，新的革命权威尚在新的原则和制度的讨论建设之中，而且新的原则和制度很不明确、很不确定；群众中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无比崇信的质朴情感，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纯真信念和理想追求，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欲目标、乌七八糟的私图趋向，同时在狂潮中被激活；在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军南下快速推进中发展起来的干部队伍，成分复杂，初始的动机和继续革命的准备，虽然经过历次运动的思想洗礼，而真正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状态的人甚少，多数属于深一脚浅一脚的跟随者；还有一些人则习惯于当官做老爷，把群众看成阿猫阿狗，视民主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口头上一句一个向群众学习，而内心深处对稍有不同意见者，便当作不共戴天之敌；还有一些人算尽权术，挖空心思，塞进自己的歪门邪道，在那里拨弄是非，运动群众，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则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煽动群众斗群众；中国共产党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育、发展迟缓，人们习惯于一种舆论、一面倒，守之如许；如此等等，都在这种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政治运动中交错、演化，使已经动荡的中国社会此时更加不平衡了。所以，运动只有暂时的间断，而难以休止。
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并非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此步入社会新的民主机制、新的发展时期，而是在此不久之后，又在哈尔滨掀起了新的狂澜。如果说，1966年的哈尔滨是造反派的凯歌前进之年，那么，1967年则进入全面内战时期，我的回忆录也从此进入悲剧。
自然的辩证法是这样的：生命的种子一经埋下，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毕竟会萌动生长，并顶着压力破土而出，按照生命的规律顽强地表现其生命力。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社会原因埋下的不同种子，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强烈地按照社会规律生存发展。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刘录等人，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充分亮相”，革命还不到份，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说，目前黑龙江省是工人造反派受压，学生造反派当权，因而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红革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前所述，刘录等人当时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并且亟快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热烈支持和赞扬，《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不但详细报道了大会的盛况和全部有关文告、潘汪和宋任穷的讲话，并且还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配发社论，热烈并高度评价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这样，13所大专院校的造反团，和工大陈造反等人新近领导的一部分工大造反派，同全市各路造反派欢欣鼓舞。人们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夺权胜利及革委会的成立。哈尔滨的上空，一时间霞光万道，出现了一片大团结的祥云，同时也在那光辉灿烂之中，夹杂着那么几朵与之不协调的云彩。这几朵杂云借助于某种推力的反作用，终于引起一场新的暴风骤雨。一连几年，由哈尔滨至全省，天空总是阴霾不散，忽阴忽暗，使人们不快。
针对刘录等人的言行，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及其支持者L××等人，借势潘、汪及社会上多数造反派的舆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然而，刘录等人自恃是哈工大的老造反、老领导，加上对L的个人偏见，对话终于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陈造反和L某某等人，毅然另立竿子，从工大造反团里拉起支持者，打起“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