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我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我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他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明知道，这是走过场，但我还是按潘复生的指示，给张万春同志（离开哈市时，指定由他主持工作）打了电话。在我写这段回忆录时，翻看了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51人，常委19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我。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年3月18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50天。
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10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为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顺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代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3月去京的始末。
我在从京西宾馆回汇报团住地的车上想，我区区一个普通大学生，28周岁，被群众组织推出，当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堪胜任。在哈尔滨已有深的感触，到北京不几天，更是感到力不从心，经验不够，疲于应付，差不多天天都有张万春的电话请示：有全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问题，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大庆石油生产问题，春耕生产问题，出口车皮问题，粮食厅关于稻种问题，还有外事——阿尔巴尼亚大使访哈问题，干部解放和结合问题，建工学院造反团问题，等等，要我拿主意、出对策，或要求请示中央，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这些答复后来没有听说怪罪我的）。
那几天，汇报团其他成员都是那样轻松愉快，而我却忙着记笔记、做记录、草拟文稿，大事小情，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吃饭都有电话来接。现在我可解放了，不用我去操心了，真是如释重负，有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后来有人问我：“你不担任班长了，有何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