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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篇讲话，得到与会者的一再热烈鼓掌。他们要求把这个材料印成文件。我答应以后整理登报才使大家安定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因为事情纷至沓来，竟没有兑现，至今我还引以为憾，感到是一次莫大的食言。在我的生平里，我始终牢记信用为本的格言和训诲。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食言，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还记得人们对我企盼的目光和神情。同时我也很珍惜那次讲话，自认为它既是我临场发挥，又是我一个阶段积极思考的长篇创作，它把我关于团结的思想成果推向了制高点。
就是这次讲话之后，社会上流传着我能把毛选和毛主席著作全都背下来的佳话。说我能背下来毛著，未免夸大其词。但我要说，我当时确实能把毛主席的许多主要著作和当时不少社论以及《二十三条》、《十六条》比较熟地加以概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学校里，从电机校到师院政治系，学习毛著和其他经典著作时，认真地读、反复地记，这是我那时除了早晚锻炼身体、一日三餐之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的结果；二是到了文革期间，难得的716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对当时的运动出现的反复，积极思考，准备上书毛泽东，要造反前，抓紧时间到毛著、到当时发表的社论中找答案而学习的反馈。至于当上头头之后，那种逼人的形势，迫使我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听广播，因而在那时我即兴讲话长篇累牍引用毛著不打蹦，做到出口成章。
对于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我是特别关切的，因为我把它看作干系我们造反派的荣辱兴亡之道。
2月的一个晚上，突然全市停电。这一突然事件意味着什么，我是从办公室的负责人郭善祺那里知道的。他说，如果突然停电，损失最不堪设想的是钢铁厂。我急忙问其故。他说，因为炼钢炼铁，高炉里正在熔化的铁水就会突然降温而出大事故；其次就是医院，正在手术的病人，很可能因为突然停电而丧命。于是我急忙问这次停电是何故，当他们告诉我是热电厂的问题时，我便马上叫人备车前去热电厂。我到那里要见该厂总工程师和领导人，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个头不高，脸庞泛着黑光，身体显得很结实健康的中年男子，自称是厂里的负责人，今晚的总值班，我问明原因后，要他们赶紧修复。我说：
“现在是省革委会刚刚成立之后，革命生产必须两不误。请你们务必抓紧时间修好。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停电时要事先通知，不能搞突然停电，否则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位黑不溜俅的中年人，当时多少有一点紧张，连连点头表示：
“一定照办，请省革委会放心。我们电厂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排头兵，保证发好电，保证全市人民生产和生活用电。”
我告别这位总值班，便驱车打道回省革委会。路上我对随我去的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说，请办公室转告生产指挥部要注意电力、交通、能源供应、市场供应方面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防止出事故，争取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后来热电厂传出我坐“红旗”轿车夜查电厂的故事，就是指的这件事。其实，当时坐什么车，我一点也没注意，我想的是赶快去电厂。
第六件事，抓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和红卫兵的思想建设。省革委会成立后，斗批改仍然是大方向。为此，我们一手抓夺权，推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革委会建立；一手进一步抓紧大批判，特别是开展对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大批判，大力推动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在文艺上，主要是学习、宣传革命样板戏、排练革命样板戏；推动龙江剧改革，组建龙江剧院；排练大型歌舞剧《东北新曙光》等。高校抓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组织人员学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新总结、评价“萌芽学校”的历史经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探讨新的办学道路和门径；抓复课闹革命。卫生战线主要是批“城市老爷”的倾向，积极探讨预防为主、群众预防、如何完善城乡医疗制度的问题。在这一期间，由我签署批准了在哈尔滨成立职业病专业医院。体育战线主要是宣传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特别是提倡到江河湖海游泳的号召，抓群众体育活动。二月下旬，潘复生提议、省革委决定我担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我根据省革委成立时给毛主席致敬电的精神，积极推动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思想建设，抓反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筹备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以哈师院写的《为把我校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的文章为契机，首先推动哈师院红卫兵的整风，积极筹备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
第七件事，接待外宾。黑龙江省夺权与众不同的做法，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引世人瞩目。那时，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第三世界朋友到我国访问，想了解文革情况的，中央有关部门就往黑龙江介绍。在2、3月期间，我先后接待了非洲、瑞士、挪威、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或左派进步人士。在这些接待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
其一、瑞士人士问我：“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省里的一把手，他是革命领导干部，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夺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实在问的好，其时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对。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因为省委、省政府是一个整体，原来的第一书记欧阳钦和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委、省政府班子是由他们控制的，潘复生是文革前中央派来的，他们对潘复生进行排挤。文革初期，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潘复生公开承认错误、支持造反派，但李范五等省委主要领导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多次反复，所以当我们造反派夺省委、省政府权的时候，潘复生又站出来同我们一道夺权。”瑞士人频频点头，表示理解。
其二、日本社会党左派联盟大概10人左右，组成一个团，要求我向他们介绍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过程。我差不多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给他们叙述并讲解了我省文革情况和有关体会，借机大讲毛泽东思想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并回答了他们的许多提问。日本朋友对此比较满意。当时，省里陪同人员，除了外事办的人员以外，还有文革组的管大同。细心的管大同为这次谈话作了详细记录。毛主席逝世之后，打倒四人帮不久，管大同到我家门口见到我，要把他整理的这个材料归还给我，因为当时我的心绪很乱，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害怕和担心，我没有要，请他为我保存。
第八件事，抓革委会成员和机关的学习。我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当时革命队伍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在这方面抓得比较自觉。2月9日，我主持全体委员会议，确定了学习制度，规定每个人一周内至少要自学8至9小时。学习的内容是当时两报一刊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社论、“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毛主席语录》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当时机关上班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应该说基本做到了。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性极强，不这么做就有人造反，办不了公。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3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