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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问题实际上是个基本政策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应该也不允许有损害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一切背离党的方针政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一定要克服盲目性、随意性，提高自觉性、科学性。真正把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好，运用好。正确对待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政策的关键。”
我发自内心地对干部们说：“犯有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去掉‘怕’字，换成一个‘敢’字；去掉‘私’字，换成一个‘公’字。要一面倒，不要随风倒；要做革命左派，不要做两面派。革命不分先后。要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勇敢地、积极主动地起来造反。我们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我说这些话是相当诚恳的，发自肺腑，也完全符合大家当时的心情和愿望，因而大家对我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所以散会后，反应是空前的好。许多老干部用了他们当时能想象得出的溢美之词来称赞这次报告会，以至于我要是复述一遍，读者也许都不敢相信，而我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写上几句。因为不这样也是不真实的。他们有的说：“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干部，听过不少报告，这么推心置腹，还是头一回。”有的甚至说：“毛主席那么称赞革命小将，真是英明。革命小将真是好样的！”“这样的小将，人才难得啊！”“我文革初期犯的路线错误，现在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我为什么就这样糊涂呢？听了今天的报告，我要是再执迷不悟，可真是犯罪啊。”散会后，反馈来的汇报，听起来真有点令人陶醉，飘飘然。然而，当时的严重斗争，并没有使我产生这种感觉。他们说之我听之，常常一笑了之，根本不放在心上。
不过，我是说话算数的。这次报告会之后，我连续主持革委会，多次召开组织组开会，要求他们，并且亲自与省委、省人委造反团，省委、省人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商量解放干部的问题，要求在深入揭批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加大结案的力度，加快结案的速度，大胆解放干部。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抓这项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力量，调整各个专案组，首先把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问题搞清楚，可以继续用的干部，要尽快提出意见，继续用。另一方面，要从原省委、省政府机关调进一批干部。
这个期间，我省解放干部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很得人心的。对于省一级的干部，我们先后结合了省委书记于杰、省委常委解云清、赵去非、陈元直、副省长关舟、陈剑飞、刘潜等人。当时同我打交道的主要是军工造反团的郭海。他当时是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多次对他讲我的想法，要他解放思想，不要怕人说你右倾，革委会有我支持你。这位贫农出身的大学生，个头不高，略比我矮一点，黑黑的方脸庞，眼睛笑起来经常成一条直线，平时言语不多，为人耿直，他对于解放干部特别积极。这位年青同志领着几十人，夜以继日，常常吃不好睡不好，在那个年代，为解放干部做了无法以时间这个量来衡量特别是人们看不见的大量工作。为很多干部查清了许许多多以前认为查不清的问题，给他们放下了背了多年的包袱。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最早结合到省革委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虽然他们没有大的问题，对群众的态度也好，但素质不太高，能力比较低。于是我们便着手抓最棘手的干部解放问题。我们发现，省委书记杨易辰、李剑白、市委书记任仲夷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问题多，接受批判时态度不好，甚至有的还有顶牛现象。我指示郭海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敢于抓紧做这方面的工作。郭强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同省革委组织组，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像杨易辰这样的干部在革委会成立不久就结合进生产委员会来了。对于厅局级干部我们也解放了一大批。例如，商业厅长燕文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德山、省妇联主任柏青、副主任孙亚琴、吴凌涛等人，也是这个期间结合到革委会来的。不过后来潘复生反右倾，以漏网走资派又把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打了下去。我将留在后面来说。
这里要说的是商业厅长燕文卿。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批斗他，给他摸黑脸，他在批斗会后，洗完黑脸，又积极抓他认为他应该抓的工作，而且比之从前工作抓得更加有力，这件事，感动了省商业厅的造反派，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和赞扬，他们说：“这就是党的好干部。我们要打倒的是旧燕文卿，我们要支持的是新燕文卿。”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又通过简报传到中央，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于是，省革委成立不久，我们第一个把他结合到省革委会。这个生动的例子，既说明燕文卿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也说明造反派要反掉的是干部的官气和错误，并不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它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所谓造反派就是一帮无赖，就是要夺权当官的澜言。
第五件事，抓生产。应该说，在文革中我们当时十分重视生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黑龙江省，至少说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意识到反对派秋后算账算计我们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打击面的问题，没有执行好政策；一条是生产受到影响。前一项是团结大多数问题，不得人心就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后一项是革命的目的和归宿，生产停滞了，不能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我们同工农商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因为我们的行动影响生产、流通的问题。这在夺权前已如前述。
我在前面说过，在黑龙江省，经济主义于城市并没有泛滥成灾，而是蔓延到了农村。为此，省革委会一成立便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于2月3日，由我签发了对全省农村的一份文告，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全省农业战线红色造反者发出一封公开信，大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副标题是“彻底粉碎经济主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农村经济主义的七大表现：分掉生产费，少分或分掉公共积累，少还贷款和机耕费，分掉储备粮，卖掉牛马、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参加分配，乱发高工分、高补贴用以鼓励农民进城，还有弄虚作假、制造土地纠纷、索取退赔款、瓜分社办企业或国营企业、闹福利待遇等等。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向全省农村革命造反组织、造反派，贫下中农、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七项号召。号召大家，一定要学好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以及省革委会的《一号通告》和拜泉县四个群众组织的《紧急呼吁》等文件。要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揭发阴谋策划者，将他们斗垮斗臭。要把生产队的粮食、现金、库存物资等，查封起来，不经革命群众批准不准动用。第二部分不太长，主要是号召抓紧备耕生产，莫失时机，做到春耕生产和文化大革命两不误。
根据春耕在即、不违农时的想法，于2月13日，我签发了省革委会《关于掀起备耕生产高潮的动员令》。《动员令》说，一个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既是革命中的先锋，又是生产上的闯将。我们提出，为了适应备耕生产的特点，一般白天搞生产，晚间闹革命。在《动员令》里，我们还提出地方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保证春耕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和调拨。机关、学校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都要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春耕生产。这个动员令通过报纸、广播发下去以后，我问过一些人，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在城里这么乱的情况下，农村的备耕生产却一点也没受什么影响。我对他们说，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毛主席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二是农民最讲实际，要吃饭，要生存，怕误农时吃不上饭，饿肚皮。他们笑了，我也笑了。说真的，我真有点对农村不放心，经他们这么一说，我特别高兴。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革委会成立不久之后召开的全省第一次抓革命促生产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当时为了不误农时，定在2月1日至6日。这是革委会成立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县以上干部会议。在第一天会上，由生产指挥部主任、省军区张万春副司令员主持，我第一个讲话，潘复生作动员报告。我在会上没有正面讲生产问题，只在会上讲了团结和解放干部问题。我说，我不具体讲生产，但是，我想大家听了我的这个讲话之后，一定会很好地把生产搞上去的。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干部问题、团结问题。有了干部，有了团结，生产就会抓上去。
我没有写讲话稿，大概讲了一个来小时。但是我没有大讲干部政策，而是通篇讲团结。我说，翻开毛选，从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毛选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历次政治运动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反复讲，分清敌我，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扩大革命战线，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